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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拉斯克奖为何颁给这家机构

2019年06月18日 08:2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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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CEO表示,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希望中国能够领导推进全球医疗,在世界范围内带来改变,例如中国企业可扩大HPV疫苗产能缓解全球的供应不足;随着该机构工作的推进,未被疫苗保护的人群已经从低收入国家逐渐转向中等收入国家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思·伯克利在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式上发言。图由会议主办方提供)

  [编者按:拉斯克奖常被看做生命科学领域的“诺奖风向标”,今年的获奖者中,有一家给贫困儿童捐助疫苗的国际机构,它63岁的CEO塞思·伯克利在此前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曾呼吁“中国制造”扩大影响。

  这家机构是创立于2000年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其成立初衷是集合公私不同部门的力量,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使全球最贫穷地区的儿童也平等享有接种优质疫苗的权利。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全球有超过7亿儿童接种了GAVI捐助的疫苗,这些孩子绝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GAVI获颁今年的拉斯克-布伦伯格公共服务奖(Lasker~Bloomberg Public Service Award)。]

  【财新网】(记者 马丹萌 实习记者 王礼钧)疫苗接种的真空正在被弥补。2000年,一家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组织成立,其募集资金,以低价采购疫苗,送到低收入国家,近20年过去,全球有超过7亿儿童接种了GAVI捐助的疫苗,其中1000万儿童因接种了必要疫苗而免于死亡。这些孩子几乎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原先鲜有企业愿意将疫苗销往那里。

  GAVI是一个全球卫生合作组织,其成立初衷是集合公私不同部门的力量,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扩大新疫苗可及性,使全球最贫穷地区的儿童也平等享有接种优质疫苗的权利。近些年,随着GAVI工作的推进,未被疫苗保护的人群已经从低收入国家逐渐转向中等收入国家。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曾公开讲述捐赠成立该组织的故事。在GAVI成立前,全世界范围内也有疫苗捐赠,每笔约为几百万美元,多则一千万美元左右,但在GAVI成立时,盖茨基金会的第一笔捐赠即达到七亿五千万美元。

  捐赠将用往何处?一方面,GAVI要集结低收入国家,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沟通,将数十个国家分为三档,最贫穷的国家可以免费得到疫苗;经济状况稍好的,则半价购买疫苗;经济状况更好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全价采购疫苗。随着国家的发展,不同的国家也可以从完全免费获得疫苗,逐渐走向自己采购疫苗。

  在GAVI出现前,尽管这些国家传染病高发,但由于当地经济贫困、购买力低、市场分散,也没有成熟的经销体系,鲜有企业将疫苗销往那里。GAVI在2000至2005年间援助了73个国家,部分国家逐渐“毕业”或退出,至2019年,还剩58个。

  由于集结国家众多,GAVI因此可以与供方谈判,以极大的疫苗量换取低廉的采购价。63岁的GAVI首席执行官塞思·伯克利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举例道,在美国,一个儿童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要花费650美元,但供应给GAVI的疫苗,每次接种仅需8.85美元,“如果非洲与美国同价,可能只有少数非洲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接种。”塞思说。

  这一价格仅略高于生产疫苗所需的成本价,企业缘何有动力配合GAVI?“企业肯定不会因此亏钱,不过是赚得很少。”塞思说,企业通常仅将疫苗销往中高收入国家地区,而将疫苗销往低收入国家意味着要扩大产量,可降低成本,企业或许在低收入国家赚得少,但在原先的市场中利润会更高。

  同时,在塞思的构想中,随着产量扩增,市场或被重塑,销往原有市场的疫苗价格也可能下降,最终惠及全球。

  中国也与GAVI合作多年,并实现过身份转换。早在2002年,中国就有14个西部省份受惠于GAVI提供的乙肝疫苗。“当时中国儿童携带乙肝病毒的比例占到10%,乙肝造成肝癌,造成每年36.5万人死亡,但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塞思在近期举办的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式上说。

  由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多年前便可以对乙肝疫苗自给自足,因此顺利从GAVI援助国中“毕业”。尽管中国目前仍是乙肝“大国”,感染人数近9000万,但由于疫苗覆盖广泛,1-4岁感染率在2014年就达到0.32%。

  2015年,中国也从曾经的受援国,转变为GAVI的捐赠者,向GAVI捐赠500万美元。而在此前的2013年10月,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通过WHO预认证,成为首支达到国际预认证标准的中国产疫苗。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健康创新与合作部高级项目官杜珩曾介绍,去年有超过4亿支中国乙脑疫苗销往全球,多为东南亚国家,整个预认证过程历时超过8年,盖茨基金会资助约4000万美元。

  由于GAVI采购的疫苗必须经过WHO预认证,而该过程繁琐耗时,中国目前仅有4种疫苗通过预认证,包括流感疫苗、甲肝疫苗、脊灰疫苗及乙脑疫苗。

  随着GAVI的推进,未被疫苗保护的人群正在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国家。塞思在今年5月为《自然》杂志撰文指出,自2010年起,在85个未受GAVI援助的国家中,有54个国家常规免疫水平停滞或持续走低。

  他预测,至2030年,全球70%未充分接种疫苗的孩子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免疫规划亦有10年未曾变过,多种常见疾病疫苗接种率都低于低收入国家。如因GAVI的帮助,卢旺达适龄女孩接种HPV疫苗的比例已达93%,该疫苗可防控宫颈癌,而该疫苗2017年才进入中国,且一针难求,宫颈癌发病率也至今居高不下。(详见财新网“HPV疫苗价格扩大贫富差距?专家呼吁免费接种”)

  塞思认为,该疫苗能拯救很多生命,但价格昂贵,且全球供应都存在不足,中国研发的本土疫苗如果能通过WHO预认证,将有望缓解这一局面。此前长江证券有研报显示,共有8家本土企业正在进行HPV疫苗研发生产,其中厦门万泰研发的二价HPV疫苗有望于2019年上市。

  此外,塞思指出,在通过预认证并销往全球其他国家后,疫苗的量产或可降低其国内价格,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将有机会享受更廉价的HPV疫苗。而HPV疫苗仅是众多国产疫苗中的一种,“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通过自身技术优势帮助其他国家,我们乐于看到中国企业在帮助低收入人群的技术上有所投入。”塞思说。

  公私合作的创新模式

  财新记者:GAVI此前曾与中国政府合作防治乙肝,能否介绍一下当时合作的情况?

  塞思·伯克利:这项合作非常重要。中国在二三十年前有大约10%的新生儿感染乙肝,都来自于母婴感染,且乙肝及其造成的肝癌每年造成近36万人死亡,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

  GAVI和中国政府合作,探索能否通过广泛的疫苗覆盖来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通过合作,西部地区乙肝疫苗达到了很高的覆盖率,发病率也开始下降。

  最终,中国普及了乙肝疫苗。如今,尽管仍有老年患者因为先前的病毒感染而罹患肝癌,但总体而言,乙肝引起的肝癌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大力推广疫苗所能达到的效果。

  财新记者:GAVI当时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塞思·伯克利:GAVI和中国政府各出资3800万美元。

  财新记者:我在GAVI官网上注意到,GAVI非常注重公私合作的模式,认为政府应该参与疫苗采购,负担一部分费用。你为什么认为政府参与非常重要?

  塞思·伯克利:疫苗接种是一种公共服务,接种者会受到保护。一般来说是由政府提供广覆盖的接种服务,以确保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都可以获得同等接种。如果希望通过我们帮助政府让某种疫苗可及,政府最终还是要自己买单的。

  GAVI会帮助贫困的国家获得疫苗,尤其是当这种疫苗非常昂贵的时候。新疫苗上市时,销量低而价格高,我们希望最终达到高销量、低价格,而此时国家就可以负担一部分费用。

  这些政府通过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商讨,给出相应预算。在GAVI的资助下,政府最开始花费很少;但当国家富裕起来,就要支付更多;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就应全额支付疫苗。这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模式,目前已经有16个国家完成了这种转型,开始全额支付疫苗。未来五年我们希望看到更多。

  财新记者:对于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乙肝防疫合作,也是这样的模式吗?

  塞思·伯克利:那时还是50-50平分的模式。刚才说的这种阶梯式支付方式,那时还没有。中国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了,尽管部分地区仍然贫困,但政府已经拥有了资源。对我们来说,政府在仍然贫困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机制,普及了疫苗。国家富裕以后,中国现在也开始向GAVI捐赠疫苗。

  压低价格

  财新记者:GAVI现在已经援助了多少国家?

  塞思·伯克利:我们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援助73个国家,这还不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合作。据我估计,我们合作国家的数量一度达到80个左右,现在只剩58个,因为一些国家已经“毕业了”,也有几个国家决定退出。

  财新记者:如何界定一个国家可以“毕业”?

  塞思·伯克利:过去我们有严格的财政指标,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少于1580美元则有资格加入GAVI。根据经验,我们意识到,由于商品本身的关系,很多收入高于这一标准的国家的医疗水平依然不高,因此我们现在会考虑一些实际情况。但在过去,我们只考虑财政指标。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财新记者: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疫苗有很多种,你们怎么判断哪些疫苗可采购?

  塞思·伯克利:我们只采购通过WHO预认证的疫苗。这意味着,疫苗需要通过监管严格的机构的审查,企业需要向WHO申报,WHO审核后才批准。WHO本身不是监管机构,它起到的作用是帮助没有监管机构或机构力量不足的贫困国家进行审查,为疫苗质量把关。

  中国的第一家通过WHO预认证的疫苗企业是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是乙脑疫苗。WHO预认证通过之后我们就会购买。在此之后,许多中国疫苗都通过了审核,质量和监管都有很大提升。

  财新记者:在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时,GAVI是否会参考WHO推荐的免疫规划?

  塞思·伯克利:GAVI根据推荐决定采购疫苗的种类,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申请,我们不强迫任何国家,但我们鼓励他们参与申请。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疫苗是普遍推荐儿童接种的,但也有一些是区域性的,比如向非洲国家提供黄热病疫苗,推荐亚洲国家使用乙脑疫苗,这些疫苗只供应这些特定国家。

  财新记者:你怎么评价中国的免疫规划?比如据我了解,由于中国没有把肺炎球菌疫苗纳入免疫计划,但GAVI向很多非洲国家提供肺炎球菌疫苗,中国儿童肺炎球菌疫苗接种率低于很多非洲国家,你怎么看?

  塞思·伯克利: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中国目前的免疫规划纳入了一些不是普遍推荐的疫苗,也未纳入一些普遍推荐的疫苗,纳入什么与不纳入什么,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也与疫苗的成本效益有关。

  举例来说,在美国,给儿童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要花费650美元,但GAVI提供的疫苗每次接种费用仅为8.85美元,价格差异巨大。如果非洲与美国同价,可能只有少数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接种。

  我们的任务是说服企业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我们希望,当中国开始为世界其他地区大量生产疫苗的时候,中国企业能够生产更大的量,或许也能倒逼中国国内疫苗价格下降,让疫苗更加可及。

  希望更多中国企业通过WHO预认证

  财新记者:你们是如何与企业谈判,将疫苗价格降下来的?

  塞思·伯克利:两个方面。道德层面上,疫苗企业会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拯救更多孩子,另一方面,很多企业过去常会因为过高的定价而被批评。

  GAVI的模式是,我们用硬通货确保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企业肯定不会因此亏钱,不过是赚得很少。背后的想法是,让他们在低收入国家赚得少一些,在中等收入国家赚得多一些,在经济发达地区赚得更多。因为产量增加了后,成本就降低,因此他们在原有市场中利润就更高。

  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企业可以扩大市场,增加收入,也不再受到批评。

  财新记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会成为疫苗企业申请WHO预认证的动力?

  塞思·伯克利:是的。对多数中国企业来说,他们起先不熟悉国际市场,而预认证又十分繁琐,有很多英文工作,所以没有很多企业愿意参与。也许是因为中国市场已经很大了,大家就专注中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全球化视野,开始重视海外市场。

  GAVI会提供一些技术性的帮助,让企业更好地理解WHO预认证流程。我们的团队一年来中国一次,向企业介绍国外的市场和需求,以及同类企业的情况。这会对中国企业有帮助。

  财新记者:但目前,中国只有少数几种苗通过了预认证。对于中国疫苗企业而言,申请预认证存在什么困难?是中国疫苗质量不够,还是流程过于复杂,或是预认证花费太高?

  塞思·伯克利:药物都是化学物质,但疫苗不完全是。疫苗来自于生物体,无法评价其纯或不纯,只能说它有没有污染,会不会传染疾病等等。所以整套预认证流程十分复杂,如果没有完整的记录,就很难达到要求,因此必须持续推进相关记录的透明公开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么做。

  中国也已经多次提升了疫苗标准,也会要求企业遵循国际标准,这个过程需要有专人用英语完成上千页的报告,很艰难。这是一道槛,但中国很多其他行业已经在这么做了,如果疫苗企业希望这么做,他们也可以做到。

  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疫苗可以通过WHO预认证,这会是一场双赢。很多疫苗目前都有缺口,比如HPV疫苗虽然不在中国的免疫规划中,但它能拯救很多生命,也非常贵。全球的供应都不足。中国企业如果能大量生产,将能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廉价的HPV疫苗。

  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通过自身技术优势帮助其他国家,我们乐于看到中国企业在帮助低收入人群的技术上有所投入,并与我们合作,改善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领导推进全球医疗,在世界范围内带来改变。

  重塑公众信心

  财新记者: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近几年,中国多次曝出疫苗质量问题,部分公众已对国产疫苗质量生疑。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塞思·伯克利:我认为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些问题,中国才进行了多轮监管改革,以保证疫苗质量。疫苗和药物不一样,患者吃药,或许可以容忍副作用。但疫苗是为健康人准备的,人们希望能确认疫苗没有副作用。因此如果希望人们信任他们接种的疫苗,透明公开十分重要。

  中国已经改变了很多,去年疫苗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马上采取了措施,而在很多年前,中国并没有迅速直面问题,这也是提升公众信心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通过WHO预认证,进入国际市场,我们认为这也能提升公众信心。

  财新记者:关于公众信心降低,事实上,“疫苗犹豫”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WHO也提出,这是一个亟需应对的复杂问题。你怎么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塞思·伯克利:早先,无论中国、美国、或者瑞士,传染病非常普遍,会导致儿童死亡或残疾,每个人都了解这些。当疫苗出现的时候,人们觉得简直是奇迹,排着长队去打针。

  但在今天,人们看不到这些疾病了,以为自己的孩子健康长大才是正常的,而没人见过死伤事例,不该接种疫苗的谣言很容易就出现了。

  是疫苗的成功导致了现在对疫苗的“犹豫”,确实有坏人传播着别有用心的谣言,但总体来说,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疾病不再熟悉。如果疫苗产生了副作用,人们会上网搜索,点击谣言,从而使对疫苗的抵触飞速传播。我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让人们相信他们本地的领导者,或者说,相信政府。

责任编辑:任波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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