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眼协会”发起人状告卫生部 （10月9日 PM）

　　10月9日下午1时35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爱眼协会”发起人之一董坚状告卫生部行政不作为一案。
　　2000年初，董坚等164人书面发起筹备“中国爱眼协会”，发起人中有不少是当时国家的眼科权威，成立该协会旨在改变国人视力保护不力现状。
　　按照中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社会团体首先应获得所在行业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后，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因此，成立该协会，首先须征得卫生部同意。
　　董坚称，从2000年2月至2004年1月26日，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多次向卫生部医政司综合处、人事司等部门递交成立“中国爱眼协会”的申请，并应卫生部的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八次修改、补充。但对于是否批准成立该协会，卫生部迟迟未给予明确的书面答复。
　　2005年2月 3日，董坚以个人名义将卫生部告上法庭，要求裁定卫生部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正式答复的行为系“行政不作为”，并要求被告作出正式答复。但直至今年3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才正式受理此案。
　　在10月9日当天的庭审中，原告董坚认为，卫生部收到其申请资料后，没给予其正式答复，使其陈述权、申辩权受到损害。要求裁定卫生部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正式答复的行为系“行政不作为”，并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是否批准筹备社团作出书面决定。
　　董坚的代理律师，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称，依据《行政许可法》，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次性告知义务，因此，被告应当对董坚的申请做出明确的书面答复。
　　卫生部的诉讼代理人之一，卫生部人事司宋竣处长在法庭上表示，卫生部对于此事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地作为，曾多次当面口头或通过电话对原告等人的申请提出补充意见，不存在行政不作为。但因原告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卫生部有关内部规定的要求。针对原告董坚指称卫生部一直未能给予明确书面答复，宋辩称，卫生部曾电话答复董坚等人的申请，因此，卫生部的答复是明确的，其形式应该是多样的，不应仅仅局限于书面答复。
　　卫生部的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贺少林律师则强调，《行政许可法》是2004年7月1日才实施的，而原告的申请据称早在2000就开始了，所以，本案并不适用《行政许可法》。贺同时还认为，在卫生部已告其材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原告应完善材料继续申请，不应当提起诉讼。
　　对此，原告代理律师夏霖反驳说，董坚等人的申请起始时间虽早于《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但这种申请是一个延续的动态过程，这个行为发生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的过程中，卫生部的电话答复也是在该法施行之后。夏认为，卫生部辩称董坚等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依据是卫生部自己的内部规定，这不符合社团条例法的相关规定，是对公民义务的扩张。
　　根据的了解，该案于今年5月17日和25日，已经在北京一中院两次开庭审理，在前两次庭审过程中，双方围绕着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时效）、卫生部是否依法履行了职责进行了辩论。
　　本次开庭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经过法庭辩论和原、被告双方的最后陈述，开庭程序全部完结。下午三点，审判长宣布休庭，但未当庭作出判决。法庭将择日公布判决结果。
　　法律专家指出，这起官司事实并不复杂，但纠纷却持续六年迟迟不能彻底解决，关键是涉及公民结社自由的基本宪法权利。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登记法律存在明显缺陷，现行法规对社会团体采取双重管理体制，除了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以外，各社会团体还要有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进行管理，并赋予业务主管单位广泛的权力。这种双重管理模式实质限制了公民的结社自由。但在民间社团自由成立受限的同时，有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却又整体陷入信任危机，全国牙防组违法认证事件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该专家认为，开放民间社会团体参与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工作中的不足，还能平衡“官办”社团垄断公共事务带来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看，董坚诉卫生部的官司具有非凡的意义，甚至可以视为结社自由宪法权利能否真正落实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