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系列措施,通过增加收入的方式刺激消费,如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每月800元提高到1600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提供完全意义上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等。然而,这些措施对刺激消费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投资和出口继续高增长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基本与去年持平,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没有任何改变。
刺激消费是一项艰巨的、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外贸顺差是消费相对不足的主要证据,表明增加消费的潜力巨大。刺激消费并不仅仅在于增加收入,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善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
改进收入再分配
提高居民收入和改进收入再分配是刺激消费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很多,如提高公务员工资、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增加就业机会等。
收入再分配的核心是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提供完善的社会公共品服务。但是,收入再分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通过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远快于东部沿海地区,增加在经济相对较为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但如果资本从沿海地区向内地的转移过快,中国经济总体的投资效率将会下降。
其次,走城市化之路,将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这样一个过程可以靠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在目前,需要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让流动人口按照他们的意愿在工作地定居,并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基本的福利保障。城市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但却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的差距。
第三,增加政府对公共品的投入。政府财政的支出结构应该逐渐从经济增长导向向公共品服务转变。据估计,2005年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投资约占财政支出的11%,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约占30%-50%。
增加居民的投资机会
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提高居民的投资收益,改善收入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对投资产品的需要也越来越多,投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在提高。但由于缺少投资机会,家庭的金融财产组合中储蓄的比例高达70%,其平均投资回报与中国经济每年约15%左右的名义GDP增长速度很不相称。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金融全球化。尽管国内的资本市场还不是很发达,中国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有机会通过QDII投资海外的资本市场。QDII和QFII规模逐渐扩大会最终导致资本账户的开放,到那时,国内居民可以自由投资海外的资本市场。亚洲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当本国货币升值到一定幅度之后,海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
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也为国内居民投资外汇市场提供了机会。在“藏汇于民”的政策下,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自由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为国内居民提供了一个分享国内外利差的机会。外汇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有可能取消外汇市场交易的实需原则,降低投资者入市的门槛。
国内资本市场发育将会为投资国内居民带来风险与回报相称的投资机会。在股票市场,随着股改接近尾声,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可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债券市场的开放可以解决长期融资需要与短期融资工具之间的不匹配,也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机会。此外,资产证券化和允许国际机构在中国发行外币债券等,都将为投资者增加投资渠道。
加速家庭和个人财富的积累
提高居民收入可以刺激消费需求,但如果消费者没有消费的安全感,更多的收入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储蓄。只有当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之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才会完全释放出来。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非一日之功,在一个没有社会保障的经济中,家庭财富起到了消费保障的作用。
一个高收入的家庭并不一定富有,也不一定能够避免消费波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曾经指出,即使没有食物短缺,饥荒仍然可能发生。当一个家庭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食物的能力也会下降。换句话说,一个只有收入没有财富的家庭,倾向于通过储蓄的方式强化消费的安全感。简单的分析发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投资比重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正向的关系,即当国有经济越发达,家庭占有整个经济中财富的份额相对较低,由于缺乏消费的安全感而导致高储蓄。
如果国际经验有所启示,中国现有的高储蓄率可能也与国家与家庭之间财富分配的结构有关。目前,国有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约为47%,同时,家庭能够拥有的真实财富仅限于住房。
中国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是要让家庭财富不断增加。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
作者分别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