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央领导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出发，作出了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性决策。数年下来，西部不仅走出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低迷，而且，为西部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成效是明显的。
西部大开发中，投资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交通和与资源相关的产业。这可能是基于西部资源富集而交通条件落后的现实，因为即使把资源开发出来，如果不能运出去，西部开发也是空谈。但是，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中央转移支付，其数额变化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相关。如果这些来自外部的投资减少甚至没有，经济增长可能又会回落到较低的水平，西部在较大程度上依赖转移支付的推动。此其一。
从西部开发并输出资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建立资源利用的补偿机制？如果西部开发主要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没有中央的转移支付，西部的发展主要就依赖于资源的供给。只有在东西部都能接受的价格基础上，跨区域间的资源利用才可能顺利实现。价格对于资源使用者来说是一种成本，对资源供应者来说则是一种激励。如果西部在国家战略中具有资源储备的意义，那么，西部独有的一些稀有资源，就需要在国家资源控制战略的意义上予以统筹，而不能听任价格的激励。但是，在这种单纯的价格激励下，不管对西部资源的过度开发与输出，还是立足区域一隅而发展以资源耗费为特点的产业，都是与这种国家资源控制战略格格不入的，对国家资源储备是不利的。此其二。
以资源开发为内容的西部开发，本身没有包含其自身独立发展的内容，即在外部转移支付以后，如何形成西部自身发展动力。最终，可能就难以避免这样的情形：在前期是地方与中央之间在争取投入上的博弈，继之又是区域之间在资源利用上的博弈。可是，在这种外部投入的转移支付之后，在区域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后，西部还有什么？
西部开发的另一种思路强调承接东中部的产业。这一思路旨在为西部引入在东中部发达地区已属淘汰但对西部来说尚属空白或薄弱的产业。其好处是，这些产业可能是已经有一定市场份额，在现阶段还有存续可能，在短期可以形成西部在这些产业领域的生产能力、就业机会和地方税源等，收招商引资之效。这些的确是在短期显见的好处。
不过，如果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高度来思考，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既然是对东中部产业的承接，西部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否会因为产业基础的悬殊而进一步扩大？不管产业的升级是产业内容的更新，还是产业内生产技术的更新，结果只能使这种差距不断拉大。第二，西部发展的后劲应该建立在其优势产业基础上，产业承接具有被动性，承接的产业与西部的发展条件是否适应？承接产业对于西部作为国家生态屏障和资源储备基地的地位是否冲突？第三，产业承接发展的思路，最终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西部发展的战略愿景，使西部的发展停留在“走一步看一步”的浅表层次。
也许一开始就提出一种合理的、完备的战略并不现实，现实可行的战略只能是在不断实践和调整中形成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确是西部开发的第一推力，是缩小区域之间差别的有效方式。由中央转移支付来支持西部，应该充分考虑把西部作为全国生态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从而避免西部再走用资源换取起步推动资金来发展，避免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最终制约全局发展的可能。但是，仅此还不够。东西部在地理上的差别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差别。我国资源配置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东部，开放的效应也是呈现由东至西态势。因此，西部大开发首先应该从缩小这种落差破题。
首先，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新的体制改革和创新内容与任务还有很多，创新空间还大，西部需要积极创新，同时，中央政府也可以有意识地把一些探索，让西部来率先试点。西部能否在体制上取得具有一定超越意义的创新？这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西部开辟新的开放窗口。深圳特区的发展作为一个例子，有两点具有启发意义，一是其经济体制上的特区意义；二是其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开放地位。在我国现阶段，开放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技术的引进，还包括区域贸易的开展和市场的利用。我国的开放能否考虑东西部兼顾的全方位态势，而不固守由东至西的单一辐射方式？
再次，推进西部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西部较之东部的落后既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社会事业和城市化进程上，最终，后者又将制约经济的发展。以西部中小城市及其城镇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着力点，加大中央政府对公共支出的投入，不仅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培育了更具纵深意义的市场空间。由此，不仅可以有力推动西部的发展，而且，对于形成我国更大的、具有有效需求的市场，为当前经济的止滑提速和长期的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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