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守高血压

　　高血压，一个并不起眼的慢性病，已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

　　长期以来，高血压并不为人重视，其病程绵长，病痛亦不十分明显。但鲜为人知的是，与高血压密切相关的心血管病已占中国总死亡原因的首位。

　　中国卫生部关于疾病死因构成的调查中，癌症每每位居首位，相随其后的分别是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因后二者病理相似，通常统称为心血管病，而高血压作为心血管病的一种，是导致心肌梗死、脑卒中（脑中风的学名——编者注）的主因。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2012年4月出版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显示，心血管病早就远超癌症，达到中国总死亡构成的41%，而癌症不过占据死因的四分之一左右。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教授陈伟伟介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三分之二的心血管病死亡都跟高血压有关。

　　不受重视，发病率日益攀高，最终酿成大患——高血压的发病趋势正是中国当前慢性病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慢性病是相对于传染病而言的，主要指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慢性气管炎、肺气肿等）、精神异常和精神病等为代表的一组疾病，有病程长、病因复杂特点。2012年5月21日，卫生部等15部委联合发布《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年-2015年）》（下称《规划》）称，中国慢性病发病人数在快速上升，现有确诊患者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占中国总死亡人数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70%。在长期关注慢性病防控的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看来，无论是就对健康的杀伤力还是从疾病的社会负担而言，慢性病的危害都是最大的。

　　如控制得当，在高血压、糖尿病等“小病”初期就进行干预，慢性病危害本不至此。首次由多个部委联合制定的慢性病防治规划显然有意扭转这一局面。《规划》指出，将致力于未来三至五年间，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尽快遏制慢性病高发态势”。愿景很美好，能否实现却还是未知数。“目前（中国）慢性病防治能力的提升还跟不上患病率增长的速度。”世界银行高级卫生专家王世勇说。

致命高血压

　　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压升高为特征，伴有心脏、血管、脑和肾脏等器官损伤的全身性疾病，可导致冠心病、脑血管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其主要危险诱因，包括高盐饮食、超重或肥胖、过量饮酒等；同时，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更易患有高血压；4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高。但仅就一般性症状而言，很多人血压升高后只是感到头晕、耳鸣，难以引起重视。

　　高血压可能导致的致命性恶果就此为人忽视。《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显示，随血压水平升高，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也相应增加。50%至75%的脑卒中发生与血压升高相关；40%至50%的心肌梗死同样可归因于此。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调查发现，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约350万人，即平均每死亡五个人中，就有两个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中国迄今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高血压患病率调查，数据显示，高血压患病率一直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最近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为2002年，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较之前1991年的调查，上升了31%。

　　财新记者获悉，第五次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计划于2012年6月28日正式启动。不少专家预计，此次计划覆盖50万人次的大规模抽样调查，得出的高血压患病率将在25%至30%之间，较2002年的18.8%涨幅更为强劲。

　　据陈伟伟介绍，此前在一些地区性调查中，高血压患病率已有多地超过30%。2004年天津15岁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已达到31.57%；2007年黑龙江1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也达到30.48%。更让陈伟伟担忧的是高血压目前呈现的年轻化特点，在年轻人群中增速更为迅猛，以及贫困地区发病率的快速增长。“在高血压（患病）方面，可以说已经完全取消了城乡差异，城乡接合部的患病率可能比城市更高。”

　　由此带来心血管病患病率的攀升。在医学界人士看来，这本可避免。“高血压是花费很少就可防控的疾病”，陈伟伟说，控制高血压的药品价格低廉，治疗手段简单，只要坚持测量血压、按时服药，并辅之以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干预即可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从而使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病的患病率迅速下降。

　　但这些措施并未有效实行。2002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发现，高血压知晓率仅有30.6%，治疗率为24.7%，控制率仅6.1%。也就是说，大约七成的高血压患者甚至不自知自己的血压状况，遑论治疗与干预。

　　就此，高血压小病拖成大病成为常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对财新记者说，虽然高血压花费不高，但若出现心脏病、中风等高血压并发症，医疗费用则是一笔巨款。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份中国慢性病报告指出，农村慢性病患者中因经济困难放弃治疗的比例是城市患者的2倍多。“高血压造成的疾病负担排在第一位，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施小明说。

基层不设防

　　高血压并非中国独有，为何在中国如此失控？2010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披露，大约50%的美国高血压患者已经得到控制，健康状况呈明显改善，这远高于中国2002年调查显示的6.1%的控制率。

　　前述中国15部委联合发布的《规划》提出，至2015年，要求35岁以上成人血压知晓率达到70%，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40%，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达到60%；脑卒中发病率上升幅度控制在5%以内，死亡率下降5%。问题是，这些指标目前的基数都非常低，实现目标任重道远。

　　“善医行”公益组织发起人刘凤梅今年5月在河北宁晋农村发现，村中已确诊高血压病人200人，潜在病人200人，已确诊患者甚至不懂按时服药，而村医只有血压计和听诊器，没有小型心电检测仪器支持，高血压并发症多发。

　　这与现有公共卫生政策相悖。2009年7月，卫生部启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危病人指导，35岁以上患者要求首次门诊时测量血压，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要对确诊的患者登记管理，定期随访。这些服务主要通过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免费为全民提供，是一种均等化公共卫生服务。药费方面，由新农合或医保统一报销，减轻病人用药负担。

　　但真正做到上述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十分有限。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调查显示，55%以上县没有慢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约15%的县没有慢性病防治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不到45%的县级疾控中心开展了慢性病监测，在调查前一年内，仅30%左右的疾控中心开展过慢病干预工作。

　　前述《规划》提出，要让慢病患者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接受长期管理和治疗。然而，财新记者了解，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琐碎，几无回报，多数基层医疗机构毫无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积极性。许多地区的公共卫生经费迟迟不能到位，这被基层医务人员称为“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过去三年的公共卫生经费到现在都没有发给我们。” 陕西子长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说。

　　即便在大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逃避公共卫生服务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据王世勇介绍，世界银行5月在南方某省考察时发现，高血压患者档案中，每位患者的血压都完全相同，所有患者均无吸烟、饮酒习惯，明显造假。

　　“尽管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均等化，但全国范围肯定有前有后，须逐步推进。”陈伟伟说，高血压的特点是“一管就灵”，上海、嘉兴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对高血压管控后，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明显下降，可多数地区还无法达到这种管控水平，“有钱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很多基层医生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村医一级尤难落实上述公共卫生安排。刘凤梅告诉财新记者，一位湖北恩施村医随访高血压村民，动辄就要走几公里山路，而这位村医同时还负担着上千村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任务过于繁重。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2年4月举办的“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研讨会”上，健康档案大量造假的情况即被曝出。来自安徽和山西的村医都反映，健康档案随访量大，统计慢性病人数时，往往依据上级提供的数据安排人数，许多村医把自己的亲朋好友登记在册，应对检查。

财政投入两难

　　不乏学者认为，高血压等慢性病防控止步不前，与财政投入不足息息相关。不过，借着新医改的东风，公共卫生的投入几年来已持续增加。2009年，公共卫生经费为人均15元，2012年已涨至人均25元，如人口以13亿计算，这意味着财政今年至少拿出300多亿元用于公共卫生。另外，对于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财政亦有逾千亿元补贴。

　　不过，相对于各类慢性病均大幅上升的趋势，不少疾控专家仍认为投入远远不足。据世行报告预测，由于老龄化的加速、生活方式的不健康，2010年至2030年间，40岁以上的人群中，慢性病患者人数将增长2倍甚至3倍，其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前十年。所有慢病负担中，心血管病比重将超过50%，肺癌人数将增加5倍。

　　在专家看来，加大投入抑制慢性病十分必要。“此前已有研究表明，每投入1元资金进行高血压防治，就可以节约心脑血管治疗费用8.59元。”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教授王增武说。

　　以高血压防控为例，2010年，针对贫困地区的高血压患者，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曾提请卫生部开展“全国贫困县高血压防控关爱行动”，对全国200个贫困县免费提供三种基本药物。当时测算的项目金额并不高。据王增武介绍，200个贫困县只需5.5亿元，涵盖了对高血压随访管理、健康教育及药费等各个环节。但这一项目最终未能立项。

　　“总体的经费肯定还是紧张的。”王增武说，此次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即将启动的第五次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同样经历了经费的苦恼。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并提供资金，考虑到样本量大、需时长以及大量的针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预算为9000多万元，但实际批复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后期再想办法”。

　　不过，伴随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的不断增加，公共卫生经费的使用效率也令专家们担忧。“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形成对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考核评估的标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副主任马吉祥坦言，“现在地方报上来的数据好多都是虚的，我现在要知道实实在在的数是多少，知道自己有多差，才知道自己离目标还有多远。”

　　公共卫生服务激励机制也一直未能建立，激励缺失带来效率的低下。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是慢病防控的主要主导方，而非中国通过行政力量干预。

　　尽管人社部已经提出推行门诊按人头付费等新型付费方式，希望将患者的医疗费用变为医疗机构的成本，引导医疗机构为患者做好预防，但在全国还极少有地区真正施行。

　　在医疗机构仍然按项目付费的情况下，医务人员更易倾向于增加医疗费用，而非减少。北京市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告诉财新记者，医生根本没有积极性去随访，只想在社区中心看病、开药。

　　另外，本是中央财政拨付的专项经费，更屡有曝光被挪作他用。2011年5月，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会卫生司司长秦怀金公开表示，一些地区存在挤占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现象，“拿这笔钱买设备、搞基建等”。而施小明认为，这正是因为公共卫生资金的使用在管理上还是“盲区”，缺乏有效的监管。

　　目前，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实际上还在逐年加大中。国务院官方文件已明确，至2015年，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将提高至人均40元以上，而前述《规划》也要求财政继续加大投入，如果不能合理使用，这无疑都将是巨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