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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传销窝点大逃亡

2017年08月15日 16:37 来源于 财新网 | 标签:【报道精选】社会民生大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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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和李文星同一时间误入“蝶贝蕾”的几个年轻人,最终如何惊险逃脱
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通过BOSS直聘求职、身陷“蝶贝蕾”传销组织后死亡。图为李文星溺亡的水坑。图/财新记者 杨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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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觉得好吗?不想走吗?”李斗回忆,趁“唠嗑”的时候,他首先试探了沈某,但对方毫不动摇。“他只是停了一下,然后接着给我洗脑。”

  沈某来自西安,是窝点里唯一的研究生,排水处理专业毕业。他也是除了贾某和高某两位窝点领导外,地位最高的“大扛”,属于组织里的D级推广员身份,据称他家境优渥,已经投资十余万元,并且“真心想通过干行业证明自己,一万多字的洗脑内容叽里呱啦半小时就能讲完”。

  李斗等人误入传销组织后,一般会被要求“用三天考察行业”,三天后考试,若通过便能走,这期间不断有资深成员向其传授“行业”的好处。但这只是骗局的一部分,三天后,没有人能通过考试,随后就会被强迫缴纳2900元入会费,成为E级会员即“老板”才能通过考试,但这之后仍不会获得自由。

  甘肃人王建国是第二个同李斗“唠嗑”的资深成员,他对逃跑有了反应。“我问想走吗?他在我手上写了‘想’。”李斗说,后来通过在手上写字,他得知王建国当时已经陷入传销组织一个月了,被迫交了钱,但他一直在想办法离开,家人也已经知道情况。“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他们有些人是不是想走,但是不知道咋走?”

  李斗说,他和王建国达成同盟,决定多拉几个人一起走。5月19日,李斗进入传销组织第三天,他与当天到达但激烈反抗的艾信通了气。

  在李斗、王建国、艾信的撺掇下,逃离的情绪迅速蔓延。大约在5月21日,李斗进入窝点的第五天,他收到了“小老板”王兵递来的一张烟纸,上面写着“我想走”。虽然成为老板的人,都会获得用来记笔记的纸和笔,但他们不会把真心话记在笔记上,“被发现想走就完了”。

  也有人突然犹豫了。河南小伙张宏本来一口答应,但第二天就去找领导“唠嗑”。“我当时特别担心他把我们说出去,而且他回来之后态度就变了,再问就回答‘走不走都行’。”李斗说,不知道张宏和领导聊了什么,但心情似乎特别不好,他猜测:“张宏去传销之后交的五千多都是贷款的,可能还指望从传销挣了钱去还钱。”

  至此,除了四名想走的新人,艾信等人还与王建国、王兵和张宏三个小老板提前通了气,逃脱团成员达到七人。

  据新成员们证实,实际上,王建国和张宏就是把他们从出租车上拽下来的“大汉”。两人表现得如此“听话”,是因为天津静海“蝶贝蕾”属于北派传销,不止对人进行洗脑,还使用暴力行为进行威慑。

  艾信因反抗吃了苦头。他回忆,被困在传销窝点的第一天,他就成功向家人释放了信号。“和我爸通电话的时候,我先说话,然后故意用普通话说,我平时和家里打电话都用方言,我爸经验丰富,立刻察觉到我有危险,然后通知所有亲朋好友不要借钱给我。”

  此后,艾信一直想要伺机逃脱,对传销洗脑并不在意。很快,他就挨了几脚。“那是别的窝点的领导来串门,所有人都要起立和领导握手,我是单手握的,然后立刻那个领导就从身后往我脚上踹了几脚。”

  第二次挨打是在考核的时候。“其实就是考查你的洗脑程度。”艾信说,考官会询问“有没有2900元钱和两个朋友”等有暗示性的话题,还会问是否认同传销的理念,如何计算收益等,艾信说,他顶了几句嘴,对方就踢了过来。

  卧底

  七人逃脱团把行动计划定在5月27日。26日“领导”发工资,按照惯例,那之后连续两天下午,他们都会进城“开荤”。只留下“大扛家”沈某和“小扛家”王春看管。

  “我们当时选白天,因为白天外面人多,好拦车。”艾信说。根据多人叙述,财新记者还原了他们的逃脱场景:

  5月27日下午2时许,在大口子门村的枣树林里,艾信最先沉不住气,他踢了一下王建国的脚,然后拿了一根棍子站起来。随后王兵、王建国和李斗相继起身,周欣等人也被拉了起来。沈某大喊“你们干嘛”,之后被艾信打了一棍子,众人冲到王春面前抢夺由他保管的手机。

  王春没有反抗,把其他人手机交出,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艾信问他是否在联系领导,同时棍子打了下去,却被李斗拦住,称“他人不错,别动手。”

  艾信抢过手机袋,把手机都倒出来,找到自己的手机给父亲发了定位。李斗则负责把其他人的手机一边分发,一边鼓动:“导都不在,现在跑最合适,一起走吧。”之后,七人起身离开,王春也跟在后面。

  “其实王春是卧底。”李斗告诉财新记者。这个说法获得了王春本人的验证,“我早就想走了。”王春说,只是后来他答应了周欣,要带她出来,所以才一直等待机会。

  逃离传销窝点后,周欣仍然和王春保持联系,并继续称他为“师父”。周欣告诉财新记者,她进入窝点后,王春也作为“重点培养”的管理人员,从其他窝点轮换到她的窝点,并负责给她单独“上课”,在这过程中,两人发现互为老乡。“我看她真的挺可怜的,一个小姑娘特别不容易,就想救她一起走。”王春说。

  王春本是一名厨师,因父亲发生车祸急需用钱,他在3月被QQ群里发布的“高薪兼职”信息骗入传销窝点。最初被洗脑时,他本想尝试“好好干行业,争取赚大钱”,但在卖了手机投了约5000块后,几个月过去,他除了升了几级,每个月只有不到1000块的收入。

  他说,实际上传销组织并不像承诺的那样,每个月返利上万元。“大导每个月身上就几千块钱吧,租房子几百块钱,每个月花一两千养十几个人。”他说。

  王春不敢直接与传销组织起冲突,他忍耐许久,终于熬到了能够自由出入的级别,并且有了一项“福利”——保管手机。“要不是为了带走周欣,我已经可以跑掉了,而且还能把手上的手机卖了,收回投进去的钱。”他坦言。

  离开前,王春邀请“大扛”沈某一起走,“人都走了,留下来要担责任。”他说,但沈某无动于衷。和“领导”谈过话的张宏也有些犹豫,但被王春劝服了,“我就说,我们都走了,你在这儿还能有好果子吃?”

  逃亡

  离开传销窝点后,张宏拔腿就跑,速度之快让其他人怀疑他是不是要去给“领导”通风报信。跑出枣树林后,周欣给家人发定位信息,李斗给女朋友打电话,艾信报警,王春等人紧随其后。

  在大口子门村周边,有数个传销窝点。“我走得也很纠结。”周欣说,跑出枣树林后,他们看到了隔壁窝点的看守,“一看到有人我就抓紧棍子,害怕又被他们抓过去,但是发现他们都不管”。

  跑到104国道上,众人立刻打车四散奔逃,艾信和张宏留待警察到来。艾信回忆,他和张宏沿着马路走了10多分钟,又等了差不多10分钟后,等到了四名警察。之后他在原地等待,张宏随着警察去取行李,并试着解救落下的“丽丽”。

  艾信说,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出来找人的领导贾某。贾某骑着只有领导才能使用的自行车——那是一辆偷来的共享单车——从他身边经过。“他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他了,估计是在找我们。”艾信说,但贾某并未轻举妄动。

  当晚,艾信和张宏住在了火车站的旅馆,用家人转到微信里的钱付账。“我们出来之后,像乞丐一样。但走在大街上,所有人都见怪不怪。”他描述道,“到了宾馆,和老板说我们是从传销里逃出来的,没有身份证,老板也不觉得奇怪,带着我们去附近的派出所核查了一下身份就让我们住下了。”

  这让逃亡者感到,传销已经深入静海。艾信回忆起,曾经有更高级的头目去他们的窝点“讲课”,称在静海有“蝶贝蕾”成员数万人。“就我们周边的野地,起码有几百人,几十个人组成一团。”他说。

  回忆起这次集体逃脱,王春认为时机掌握得非常准确。“当时如果不走,他们几个可能就要被分‘家’了。”王春说,进入传销三个月来,他换了不少地方,“首先,每个‘家’发展超过20人就必须分开,便于灵活管理,其次‘家’和‘家’之间也会互换成员,防止大家熟悉、抱团,产生真正的感情。”

  “逃到马路上的时候,我有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男主角逃出监狱那种感觉,太不容易了。”获得自由时的感觉,艾信仍记忆深刻。

  李斗同样把这次逃亡联想成了电影,他更愿意记住其中的美好细节。比如集体逃出的那个下午,王春交出了所有人的手机,他把手机发到周欣手上时,想到当天正巧是她的生日,就随口说了句“生日快乐”。

  “就像拍电影一样。”李斗笑着说,“我当时特帅。”

  李斗、周欣、艾信、龚长、王建国、王春、王兵、张宏均为化名

  财新记者陈少远、实习记者张楠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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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逸吟 任波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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