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王柏明案申请“国家秘密”认定

　　2月17日，兰州市退休职工王佰光在国家保密局传达室等待近三个小时之后，终于如愿将一份申请书交到该局相关负责人手上。就其弟弟王柏明涉嫌诈骗一案，负责侦查的湖北省武穴市公安局认定涉及国家秘密，不批准其聘请律师，王佰光持有异议，请求国家保密局对此进行认定。
　　事件缘起于一起发生于武汉市的纠纷。2008年6月，居住于武汉的王柏明，因与其同居数年的胡某报案，被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以盗窃罪立案侦查。当年9月，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向洪山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后者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此后，经湖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湖北省武穴市（县级市）公安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此案进行侦查。
　　2008年12月，王柏明之子王玉堃也因涉嫌共同诈骗，被武穴市公安局拘留并羁押至武穴市看守所。远在千里之外的王佰光，同律师来到武穴市公安局了解弟弟案件的情况。而武穴市公安局以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告知，聘请律师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但是，对于该案涉嫌何种国家秘密、公安机关通过何种程序认定涉及国家秘密，武穴市公安局均无明确答复。该局有关人士表示，此案是湖北省公安厅征求武穴警方意见后，指定武穴市公安局侦查，后者亦是经上级同意后认定此案涉密。因为法律并无明文程序，武穴市公安局有权自行认定。
　　2009年初，王佰光聘请律师的请求，再次被武穴市公安局拒绝。
　　王佰光认为，其弟王柏明不过是个“平头百姓”，而且案件缘于王柏明与其同居对象的纠纷，不可能涉及“国家秘密”。而且，在之前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侦查、洪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也没有听说过涉及“国家秘密”。
　　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下称《保密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或者省级保密工作部门等相关机关确定。王佰光为此向国家保密局提出申请，请求对王柏明、王玉堃涉嫌诈骗一案是否涉及国家秘密进行认定。
　　接受王佰光委托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良彪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旦案件被认定涉及国家秘密，不仅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也受到限制。但是，对于如何认定涉及国家秘密，相关法律对侦查机关没有任何程序性制约的规定，对当事人不服认定也没有规定相关救济途径。这样，“涉及国家秘密”容易成为权力滥用和侵害公民权利的借口。
　　“就王柏明案向国家保密局提出前述申请，是希望通过个案促进有关保密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吕良彪说。
　　制订于1988年的《保密法》，主要是基于我国传统体制下的保密工作模式，如今已经难敷现实之需。
　　按照《保密法》规定，构成国家秘密必须同时满足三个要素：即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经法定程序确定、在保密期限内限制知悉范围。但是，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定密程序化机制缺失，“依照法定程序确定”这一要求往往被忽视。
　　另外，现行法律对定密主体没有严格规范和限制，不少单位和部门为避免“漏定”宁愿“错定”，国家秘密过多过滥。
　　修改《保密法》的动议自1995年即提出，国家保密局于次年启动修法工作，其间数易其稿，2007年年底草案正式报送国务院，全国人大也已经开始修法调研。2008年5月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亦规定了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故而，修改《保密法》并对信息公开保密审查问题作出相应规定，也显紧迫。
　　据国家保密局法规室主任张勇介绍，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严格定密权限，规范定密程序，明确定密责任等，是《保密法》修订的重点之一。
　　而国家保密局副巡视员郭杰则撰文指出，对于公民和公权机关之间关于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能不能公开的争议，应当建立争议解决机制，比如由保密工作部门来判断和决定。此外，还应当建立司法救济保障，有关部门故意借口保密，封锁信息或因随意定密，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造成损害的，受害者有权要求经济赔偿，以保障公民应当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

既往相关报道：
北京涉奥刑案批捕206人起诉80人
司法考试泄密案官员受审
原司法部副局级官员泄题被公诉
高考舞弊被诉非法获取国家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