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1111111
财新通行证
政经

一段尘封的历史: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与土法炼钢

2017年03月04日 15:06
T中
“土法炼钢”是个荒谬绝伦的主意

  作者按:

  “土法炼钢”是个荒谬绝伦的主意,因为炼钢铁需要焦炭和高品位的铁矿石,而普通的煤、木炭、木材燃烧均远远达不到所要求的高温,低品位的矿石没有经济效益缺乏冶炼价值,且加倍产能所需的极大提升交通运输能力也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这些基础的现代科学知识,外行不知道情有可原,钢铁专家是绝不应该不懂的。可是,在“土法炼钢”运动中,他们是什么表现呢?为什么会如此?近六十年来,似乎从来没有文章公开谈及过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有,这可能是第一篇,虽然它所谈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尚远不能与影响既巨大又深远的“大炼钢铁”运动所需要的研究相称。

  受访人 | 傅君诏教授

  访谈人 | 熊卫民、王作跃

  访谈时间 | 2013年7月1日

  访谈地点 | 北京科学技术大学傅教授住宅

  整理人 | 熊卫民

  为研究1950年前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那代学人,2013年夏天,王作跃教授和我拜访了包括傅君诏先生在内的多位历史当事人。当时傅先生已92岁高龄,但依然记忆清晰、声若洪钟。在他无保留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在影响巨大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傅先生所亲历、亲见过的一些惊人的历史场景。这部分内容值得单独摘录出来,与大家分享。

  受访人傅君诏,冶金学家。1921年生于云南曲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赴美国留学,专业金属学,195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953年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历任教务长、科研部主任等职,直至1992年离休。

  调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王作跃(以下简称王):您是哪一年到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以下简称钢铁学院)?

  傅君诏(以下简称傅):1953年。钢铁学院1952年就调我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机械系主任……哈尔滨工大经常召开学习苏联的经验交流会,全国各地很多教师都去参加,其中一些钢铁学院的老师我是认识的。有一位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我说:“回哪里去?”他说:“钢铁学院啊。”我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啊。”他说:“早就来调你了。你是不是不想回啊?”后来我就问陈康白(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他笑笑说:“是有这回事。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你抽个时间把爱人调过来,不要想着回去了。”

  他不放我回来,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陈康白出事了。由于哈尔滨工大有苏联专家,很多学校都派人去跟苏联专家学习,他就把一些学员扣下来不让回去。于是关内的学校纷纷告他。刚好哈尔滨工大有一个冶金方面的苏联专家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厉害,这也引起了麻烦。教育部副部长黄松林在当时召开的一个干部会议上,把陈康白骂得一塌糊涂。后来陈康白被调到北京,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一走,我马上也就走了。我要是走慢了,恐怕又会走不了。后来,哈工大的人事处长告诉我:“因为放走你,李昌[2](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批评了我们一顿。”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您回北京后,钢铁学院让您做什么职位?

  傅:钢铁学院当时没有党委,只成立了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我算成员之一。我在核心小组负责教学,后来正式宣布我的职位是副教务长,魏寿昆[3]任教务长。老先生现已一百多岁了,他原来是天津大学的系主任。

  教师要做科学研究

  傅:我到钢铁学院后,主张专业按照苏联的范畴设立,同时提倡搞科研。我觉得光做设计没有什么意思。钢铁学院请过一位苏联专家,我去听过他的课。他就讲如何设计车间,任务有多大,该有几个什么炉子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主张教师要做科学研究。学生毕业,可以选择做设计,也可以选择搞科研。

  熊:您这个观点是哪一年提出来的?

  傅:我一到钢铁学院就吹这个。我提议在教务处增设一个科学研究科。1956年,高芸生到钢铁学院任院长兼书记。他非常依靠我,我提的建议他都接受。高芸生这个人学历不高,只上过中学。

  熊:他是延安来的老干部?

  傅:是的,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以前在武钢。钢铁学院原来的头儿是魏景昌。这个人本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二年级还没有念完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他和高芸生都在钢铁公司里面,相互有些不太对头,那个时候有七个经理八条心的说法。高芸生来了之后,魏景昌还没有走,改任副院长。我觉得魏景昌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太保守,看不到旧大学的弊病。

  王:旧大学是指国民党时期办的大学?

  傅:是的。魏景昌对于教学改革不大积极,所以大家对他有意见,而对高芸生的到来很欢迎。高芸生跟魏景昌有点隔阂,而我是个党员,对教师很熟,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对学校别的工作也熟。所以,高芸生对我非常信任。我谈的一些东西也挺对他的胃口。那个时候抄苏联,教学计划中专业课占了很多学时,冶金专业尤其如此,而基础课安排的时间则紧得很。我当副教务长主要管基础课的教学,大家纷纷向我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基础课的重要性,我在念书时就早有认识。冶金这个行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它建筑在基础课,尤其是化学、物理的基础之上。我不但主张基础课是科学底子,还主张搞科学研究。于是,我就向高芸生提出一个建议。我说:“专业课中炼钢、炼铁等操作部分,以及对设备,如热风炉等的介绍,不要在课堂上讲。学生不是有实习嘛,届时到现场讲讲就可以了。应该把相应的课时挖出来补贴基础课。”这一点很对高芸生的口味。他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不懂得什么冶金,在武钢的时候,苏联专家领着我们到工厂里面去,一边看操作一边讲,我们很快就懂了。”所以他支持我的提议。在他的支持下,钢铁学院于1957年成立科学研究部,我就去了那里,不再管教学了。

  钢铁学院的冶金厂

  熊:1958年就大炼钢铁了……

  傅:钢铁学院的大炼钢铁是比较出名的,引起了康生和周总理的重视。根据原初的设计,我们钢铁学院有一个与冶金专业相配合的冶金厂。冶金厂有一个试验性的电炉,原来的容量是半吨,1958年不是要大炼钢铁嘛,就把它扩充成一吨。那个时候接受国家任务,三班倒炼钢,所得产品列入1070万吨的国家计划。康生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吧?

  熊:他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傅:康生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请了北京市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十几个人座谈,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58年的早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康生这个名字。他提出一个问题:“高等学校的设备能不能搞生产?”我告诉他:钢铁学院已经搞生产了。那个时候我们还生产打火石,挺赚钱的,一生产出来就卖空了。康生听了之后很高兴。看得出来,他对钢铁学院很重视。

  熊:他那个时候要领导“教育革命”,主张学校办工厂。

  傅:我们当时是三班倒炼钢。国家提出大炼钢铁,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后,具体说是8月中旬,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来钢铁学院参观。那一天,周总理很满意,晚上就通过高等教育部让我们写个书面材料送国务院。那个材料是我写的。高教部有一个副部长叫刘恺风,他后来告诉我说写得不错,只因为文字较长而由他们略作了些修改。

  我提倡搞科学研究,所以当时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还算站得住脚。我们学校是由好几个学校的钢铁系并过来的。教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教授,当中相当大一批人虽然也留过学,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他们学的东西早已过时,而新东西他们教不了,所以有些老教授来钢铁学院后从来没有开过课。第二类是解放前后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的,总共有九个,其中四五个人是博士,学位最低的像我也是硕士。这批人把现代的冶金科学带回来了。第三类是从各个学校分来的年轻教师。他们解放前就在一些著名的大学念书,清华毕业的有六七个,北大的也有,还有四川大学的,底子很不错。到钢铁学院之后,他们或者跟苏联专家学习,或者跟我们学习,提高得很快。在苏联体制下,他们要带学生实习,需要到工厂里面去,所以这批年轻人对冶金工厂的生产情况也很熟悉。当时咱们的冶金工厂技术水平通常较低,这批有很好理论基础的年轻助教到工厂去之后,或者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带的学生,有很多的创新。

  王:他们是苏联专家和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联合培养起来的?

  傅:对。他们在工厂里搞了很多技术改进甚至发明创造。

  土法炼钢

  熊:我比较关心大炼钢铁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土法炼钢部分。能不能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傅:高芸生这个人看来有点滑头,他不亲自抓大炼钢铁,而让其他人去抓。作为科研部的负责人,我也管一些相关工作。刚开始是正规工厂生产,后来来不及了,就发动群众,搞所谓的“炒钢”——这是群众发明的。分配到钢铁学院的是什么铁?锅铁!把锅砸烂后得到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北京市委的人告诉我,是他们从山东调过来的。

  “炒钢”怎么个炒法?拿一个大桶,里面弄一层耐火材料,再放入焦炭,通入氧气,最后把铁和耐火材料炒成一团拿出来。就是这样干的。你问我什么态度?我心安理得。因为“1070”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拼命完成,如果完不成实在太有辱伟大领袖的形象。这是政治任务,实在太要紧了,所以即使把好铁炼成了马粪渣,我们也心安理得。我不敢说马粪渣,我们以前的副院长也是共产党员,他说了——“这哪是什么钢,是马粪渣”,结果被批得一塌糊涂,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等。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苏联派了许多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过来。高等教育部指定我陪同。他们先去东北转了转,然后参观我们钢铁学院。莫斯科钢铁学院是我们钢铁学院学习的榜样,其院长不是老干部,是教授、专家。那天,我们学校用土法炼出来一堆东西,还没有搬完。他向那边一走,我就紧张了,这家伙一定是……结果他拣了一块问我:“傅同志,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

  王:您怎么回答的?

  傅:我这个人反应不是很快,不过那天忽然聪明了一下。我说:“这个是群众运动的产物嘛。”它确实是群众发明的。

  王:不置可否?

  傅:对。

  熊:土高炉可不是一般群众能发明出来的。它是谁提出来的?

  傅:土高炉是我们钢铁学院的教师发明的[4],这个人叫杨永宜[5],早就死了,很可惜。我们的冶金厂只有一个正式的炼钢工人,叫金长学,另有两个他带的徒工。三班倒炼钢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在大炼钢铁运动之前早就如此。土高炉是杨永宜教授设计的,当时叫简易高炉,很简单,但有上料、鼓风这一套东西。这个高炉没有工人,就是杨永宜教授带着一些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建起来的。

  熊:他们能用这个简易高炉炼出钢来吗?

  傅:他们炼出铁来了。那个高炉就设在我们学校的北边。我们是三班倒日夜炼。很多人来参观,既有北京的,也有河北的。彭真、刘仁等北京市的领导也来了。我没参与接待,他们俩是晚上来的。

  熊:然后土高炉就推广到全国?

  傅:是啊。周总理来的那天,我参与了陪同。他们参观了实验室、炼钢厂、小高炉、还有轧钢车间这几个地方。我们的金相热处理实验室,当时被作为实验室生产的一个例子,里面主要做两个事情,大一点的部门搞生产,生产轧草机的刀片,它们比较锋利,使用寿命长。另一个小点的部门在做金属陶瓷的切削工具,是一个研究项目,就由一个教授带着几个学生做。

  王:您提倡研究,后来,比如在反右派、批白专道路的时候,有没有因此而挨批?

  傅:没有。

  王:院长比较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傅:他支持。“科研部”不是我提的,是他提的。原来教务处、总务处都叫处,他说你们就叫科研部。从教务处出来后,我先做科研部的副主任,一年后升为主任。我管三项工作:研究生、科学研究和校内生产。我没有因此而挨批。北京市的一些相关领导都比较熟悉我。市科委主任白介夫经常来我们学校,和我最熟悉了。北京市大学科学工作部最早由蒋南翔负责,后来是吴子牧。从蒋南翔开始,一直由宋硕做副主任。宋硕是北大的地下党员,一个化学专业的老讲师。他经常找北大、清华和我们钢铁学院商量教学改革的事。我们一起介绍情况,研究工作。然后,他再把我们的研究所得拿到市委的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当时我们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并不比北大、清华的差,而且工厂的生意也很好。■

  (此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傅君诏教授审阅)

  背景资料:土高炉建设时间表

  五六十年过去,昔日红红火火的土高炉绝大多数已经拆除或崩塌,福建省南靖县书洋镇五更寮村的土高炉群(2013年10月4日 Zhangzhugang摄)是少有的例外,图片来自commons.wikimedia.com

  1.1957年1月,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械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习得炼铁古法之后,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后来他们又建了第二个。

  2.1958年3月-4月2日,全国地方冶金工业会议向各省提出:“要继续发动群众开展一个10000座中小型高炉,200座小转炉,2000座小高炉的建设运动”。1958年4月1日,此消息登载到专业期刊《钢铁》上。

  3.1958年5月16日,苏州农业机械厂李定聪在《钢铁》上发表《介绍苏州农业机械厂8m³,15.6m³小高炉并炉》

  4.1958年5月31日,杨永宜等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师生在《钢铁》上发表《北京钢铁学院土洋结合小高炉(1.56m³)的丰产经验》.

  5.1958年6月15日,杨永宜等又在《钢铁》上发表《介绍一批国内的简易土法热风炉》和《中小型高炉炉型设计》。同期的《钢铁》要求各省大建热风炉。

  6.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7.1958年9月,杨永宜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发行量非常大的小册子《土高炉小高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

  8.从1958年8月至当年年底,全国小高炉的数量从几千座激增到上百万座。

  注释:

  1、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1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2、李昌(1914-2010),湖南永顺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不久即积极投身于“一二•九”等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3、魏寿昆(1907-2014),冶金学及冶金物理化学专家,北京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35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4、土高炉可分多种类型,傅先生指的可能是被推得很广的热风炉。1958年5-6月,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杨永宜等在《钢铁》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了包括该院1号小高炉在内的多种热风小高炉。如: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师生.北京钢铁学院土洋结合小高炉(1.56m³)的丰产经验[J].1958(10):9-14.又如:杨永宜,戚以新.介绍一批国内的简易土法热风炉[J].钢铁,1958,(11):36-39。再如杨永宜.中小型高炉炉型设计[J].钢铁,1958,(11):81-85。另据1958年时担任人民日报天津记者站工业记者的舒倜介绍,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器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习得炼铁古法之后,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消息传开,包括鞍山钢铁公司在内的许多单位或地方都派人前去参观学习。”据舒倜.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J].文史精华.1998(6):49-55.

  5、杨永宜(1923-1987),钢铁冶金专家。1947年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50年至195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1953年转至东北工业学院完成由苏联教授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学习,主修炼铁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从1958年起任炼铁教研室主任。从1958年5月起,他带领炼铁教研室的师生发表了多篇介绍土高炉炉型、设计方法、生产经验的文章。1958年9月,他又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发行量非常大的小册子《土高炉小高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从1958年8月至当年年底,全国小高炉的数量从几千座增加到了上百万座。

  作者简介:

  熊卫民(197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科技史、教育史研究,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责任编辑:于达维
版面编辑:王永

1人赞赏

财新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财新传媒及/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如有意愿转载,请发邮件至hello@caixin.com,获得书面确认及授权后,方可转载。

推荐阅读

春节外游 缘何出现“港冷澳热”?

票房|春节假期1.29亿人次观影 票房创影史第二

春节7天全国客流超2.25亿人次 铁路客流量、民航航班量接近疫情前水平

萨默斯:我们无法在通胀方面取得永久胜利

封面报道|阿里换代

财新移动
说说你的看法...
分享
取消
发送
注册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