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解读“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2月22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上，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如是说。
　　中国自1949年以来，逐步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公民由于户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悬殊。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达到3.22：1，而且，近年来这一差距在持续拉大。这被执政党认为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障碍。
　　2月21日官方公布的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现阶段中国政府破解“三农”难题、改变“城乡分治”现状的新的政策框架，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2004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同，2006年的中央1号文件集中论述“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及其主要内容。
　　中国目前共有13亿人口，按照户籍统计有9.4亿农民，而真正在农村生活的大约有7.5亿农民。陈锡文介绍说，虽然城市化正在减少农民，但即使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60％，在农村生活的中国农民还有近6亿人。“为了这6亿人有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我们也必须进行新农村建设。”
　　为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建立政府支农投入的长效机制最为关键。据记者了解，这些资金目前主要包括三项：财政支出、国家固定建设投资、金融资金等。“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无论是财政的支出还是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及各个金融机构贷款发放的投向，都应该逐步增加，而且要建立长效投入机制。”陈锡文强调。
　　但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中国政府的涉农部门众多，而且部门分割严重。据财政部介绍，仅上述的财政支农资金一项，按照支出大类就有15项，主要涉及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建设部、水利部、卫生部、民政部、文化部等。这些政府支农资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个中央部门支配，缺乏有效的监督，使用效率低下，交叉和重复严重，不能形成“合力”。
　　为确保新农村建设投入的使用效率，陈锡文表示，“党和政府的部门是相当多的，不能说哪个部门只为城里设的，所有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各部门必须形成“合力、协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机制”。2006年1号文件也正式提出，“进一步加强支农资金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但专家指出，财政支农资金的低效率，根源在于落后的涉农行政管理体制。只有逐步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限制涉农政府部门的权力，对中央涉农部门进行彻底的利益调整、权力调整，这一问题才能有效解决。
　　除了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如何化解现有乡村债务也是巨大的难题。据陈锡文介绍，据上世纪末农业部的调查统计，中国当时的乡村两级负债是3600亿元。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农村公共事业负债。过去农村搞很多公共事业，包括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政府给的钱很少，主要是靠农民自己，像修建学校、修建道路等等，有一部分的负债是由此造成。二是乡镇政府和村一级错误地把自己作为投资主体，向银行贷款搞企业，或者给已有的企业作担保，因企业经营不善、破产而负债。第三是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造成的债务，比如有些拿了贷款出去考察，实际上是变相旅游，甚至有一些吃喝。” 陈锡文如此剖析。
　　据记者了解，2006年“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在制止新债的前提下，2006年首先要清理这些乡村债务。弄清楚到底的总量是多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怎样。而只有在清理旧债之后，中央政府才能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据“三农”问题专家估计，目前乡村负债的总额当在6000亿元以上，有的学者甚至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
　　对于引发诸多冲突的农村土地问题，陈锡文首先指出，新农村建设不会改变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会改变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不会改变。其次，在完善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基础上，要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集体用地能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建设用地是不是都要由国家来垄断，都由国家征收过来之后再提供给开发商使用，实际上就等于农村集体使用的土地能不能直接进入建设市场的问题。”
　　陈锡文认为，征地制度改革，“这件事情关系非常大，因为一旦失控的话，中国宝贵的土地资源将会大量流失。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办法，改革只能是渐进的，而且这个改革涉及很多具体的法律问题。”
　　陈同时也介绍说，中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工业每年征用农民的土地将近20万公顷（300万亩）。在征地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的目前，为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三个：第一是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第二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的安置和培训；第三是把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自2003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出台了三个“1号文件”。每个文件都在上一年的12月31日于内部正式发出，一般时隔一个半月后向社会公开发表。
　　中央1号文件被认为是执政党重视该项工作的象征。中国在1982年到1986年间，曾连续发布五个“1号文件”，强力推进农村改革。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对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回应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