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呼吁修改《国家赔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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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6月，湖南商人黄友元因其承包的煤炭发运站与广州钢铁有限公司（下称广刚公司）发生合同纠纷而遭对方投诉，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以“投机倒把”为由，决定对黄友元收容审查。
　　同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对黄友元签发取保候审决定书。当年11月至次年1月，塘沽公安分局将黄友元存放在天津港港口服务公司的30500吨混煤（时价700万余元）分别处理给广钢公司等11个单位和个人。此外，塘沽分局又将黄友元所购“伏特加”小轿车一辆强行没收，拒不归还。直到1994年12月，塘沽公安分局以黄友元不构成犯罪，对其撤销取保候审。
　　黄友元先后向天津塘沽区人民法院、天津市中院起诉要求塘沽分局返还扣押处理的财产，法院均不受理。1995年，黄依法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审理此案。然而，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既不应诉，也不答辩，更不上诉，对法院依法做出的缺席判决——赔偿黄友元直接经济损失等费用共计548万余元——亦拒不执行。
　　判决做出之后的十余年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先后介入此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司委亦曾派专人前往天津公安局督促。据黄友元本人透露，2004年9月，中央领导曾专门做出过批示要求依法执行判决。然而，株洲市中级法院的执行法官数次前往天津执行均无功而返。据天津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向黄友元解释，时任天津市政法委书记的宋平顺曾召集公检法有关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
　　这样一起简单的行政诉讼案件，折射出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困境：行政判决执行难，国家赔偿执行难，司法权威无保障。究其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还是体制问题，抑或只是特例？
　　8月11日，“从黄友元案看行政案件执行难”研讨会在位于北京平安大街青蓝大厦内的全国律协会议厅召开。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没有司法权威，诉讼制度就是一张废纸。”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行政判决执行难”的情况，除了《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规定上存在缺陷外，有部分行政机关藐视司法权威、其工作人员法制意识淡薄，还有法院自身软弱的原因。
　　马怀德指出，现有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少，在实际中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加之法律规定了由一审法院执行，若其执行对象是行政级别较高的行政机关，基层法院往往存在畏惧心理。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的熊文钊教授认为，法院应当有“见官高一级”的思想，法官应当有“以身成仁”的决心。熊文钊表示，只要法院想执行、敢执行，完全可以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采取执行措施。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也提出，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相应责任，其实还应当增加规定“法院应执行、能执行却不执行”的相应责任。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5条针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规定，姜明安教授建议，株洲市中级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知银行从天津公安局的账户内划拨；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对拒不执行的天津公安局按日处以五十至一百元的罚款；向天津公安局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可以视情况给执行义务人以行政处分；拒不履行判决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姜明安还提出，如果天津公安局的账户确实没有余钱，法院可以对天津市政府的部分财产进行查封、登记拍卖。马怀德提出，法院可以参照公布老赖名单的做法，公布拒不执行的行政机关名单；此外，将对拒不执行的行政机关罚款改为对该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罚款，更容易见效。
　　在场的专家一致认为，由于《国家赔偿法》规定了由行政机关先行赔偿，然后再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侵权的机关必然不愿意赔偿。因此，姜明安认为，首先应该澄清国家赔偿的性质是一种救济手段，而不是监督手段。马怀德则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专门成立以一级政府为主管的国家赔偿基金。
　　马怀德还建议增加“藐视法庭罪”，由做出判决的法院直接做出，使法院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具有可操作性。
　　8月14日，黄友元说，该案已转至最高法院执行办。记者随即电话联系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副厅级审判员张甫旗，询问黄友元案的最新进展，对方以不方便为由，谢绝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