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民族宗教关系需要高度人文素养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渴望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与少数藏独暴力分子当然是水火不相容。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误解、恩怨，并不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需要耐心的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大跃进”后三年大饥荒中，藏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样饥肠辘辘，以前作为牛、马、驴饲料的油渣、麦糠也曾成为藏人哄抢的食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中，藏区聚居区寺庙曾受冲击，经文被烧毁，僧尼被迫还俗，一些地方藏民穷到连碗也买不起的地步。十世班禅愤然呈上七万言书给毛泽东，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对藏族同胞倾注了满腔真情，中央政府倾囊而出支持西藏建设。西藏财政每10元钱中就有9元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2007年西藏人均GDP超过12000元，高于内地不少省市。西藏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包括农牧民也能享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医疗补助，虽然这标准还相当低。中央政府不惜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与萨迦寺，组织了西藏九大佛教工程，还组织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抢救整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同胞有目共睹，不容任何人抹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西藏输入富裕还不等于输入幸福。藏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对西藏的支持援助要“唯物”也要“唯心”。要充分关注藏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需求，一丝不苟地尊重藏族独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无微不至地爱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制止对草地的超载放牧，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对珍稀动物的滥捕滥杀。
对于达赖喇嘛，我们要坚定地重申反对藏独、反对暴力的政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做精神文化层面的沟通和批评。达赖擅长把包含政治利益的诉求，包装成对某种精神文化纯洁性的捍卫。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甚至进行人格谩骂，斥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并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对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层面给国际社会留下个回避交流对话的生硬粗鲁形象。
我们也要正视和承认在西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比如基层干群关系如何更融洽，内地经商户与本地藏人如何共同致富。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族自治机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分解、演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因势利导，各个击破，而不是相反，动辄把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扣上“别有用心”“政治阴谋”的大帽子，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因此，处理西藏问题的有关部门领导一定要从传统政治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西藏独特社会矛盾和民族宗教的问题。
汉藏两族有着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包拯。在古代，汉藏之间和亲、修好、吊祭、会盟、封赠连绵不绝。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汉藏以舅甥相称。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拉萨，都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藏传佛教也在内地广泛播撒。北京的雍和宫、颐和园、白塔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昭庙，山西的五台山，杭州的灵隐寺，都渗透着藏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西藏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社会地位，汉藏关系的社会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对汉藏民族和谐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赞同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见解：中央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需要具备高度的民族学、人类学素养，能走进藏人的内心世界，对藏族文化熟悉到痴迷的程度。乾隆皇帝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以帝王之尊恶补藏语。我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在此，我想起康熙皇帝的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这是历史治藏经验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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