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界反思灾后心理援助

北川仅有的两名心理培训师均在地震中遇难，外来援助混乱和本地力量薄弱并存，专家呼吁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多位心理学家对“5·12”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进行了反思，并呼吁加快建设中国心理危机干预的长效机制。
　　“5·12”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内地首次开展了大规模的灾后心理援助行动。其中，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组委会在地震当天晚上，即向全国心理学界同仁发出紧急招募志愿者的倡议；短短24小时内，就有来自3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报名。最终，一支120多人的队伍奔赴灾区，成为灾区规模最大的心理援助队伍。
　　不过，像这样有组织的行动，并不是中国灾后心理援助，或者说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主流。本届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在大会报告中委婉地批评说，整个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和所谓的心理学工作者，但其中只有大约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5·12”绵阳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曾耀也说，一拨又一拨的心理志愿者奔赴灾区，而其中有很多人只会说上一通大话，不仅未能起到正面效果，反而令地方政府和群众不胜其烦。
　　实际上，从国际经验来看，心理援助不可以肆意妄为。汶川地震之后，日本兵库教育大学教授富永良喜曾经带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心理专家队伍，在重庆、成都等地为中国同行提供紧急培训。在给张侃等中国专家的电子邮件中，富永良喜特地建议：“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直接接触。”
　　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初期的混乱无序，并非偶然。虽然在中国政府的应急预案中，心理干预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张侃指出，心理干预还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系统，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
　　此外，很多前往一线的心理志愿者，只是对心理援助感兴趣的热心人，根本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而不恰当的“心理援助”，甚至会给人带来伤害。
　　灾后心理援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恰恰折射出中国心理界的尴尬现状。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教授就曾经说，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发展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从业人员，尤其严重匮乏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与之相适应的体系和规范建设也比较落后。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有大量的人群需要持续的心理援助。张侃举例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在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一年之内，约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时，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做过一次调查，发现约22％的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
　　为了保证心理援助的持续性，中科院心理所在德阳、绵阳、绵竹等地建立了心理援助站。不过，外地的心理专家迟早是要离开灾区的，因此心理援助更多仍需要借助当地的专业队伍。
　　但和中国很多城乡地区一样，灾区的心理专业力量非常薄弱。据绵阳市涪城区政府的彭娅萍介绍，北川本来就只有两位心理咨询师，地震中都不幸遇难；绵阳的情况也相当严峻，具有一定资质、又愿意长期提供心理援助的专业人士少之又少。
　　如今，针对心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灾后心理援助培训都在开展。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副主任、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秘书长方新介绍，从6月26日起，教育部师范司就在四川师范大学对300位来自重灾区的教师进行心理培训。张侃也说，中科院心理所正着手对当地妇联等机构和组织的基层工作者进行心理培训。
　　但仅仅有零星的培训是不够的。曾耀认为，如果没有机制保障、财政补助和社会支持，很难持续性地开展心理援助。
　　张侃更是在大会上呼吁，以汶川地震为起点，由国家统一部署，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保障，整合从业人员的力量，建立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
　　他建议，应当壮大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员队伍、提高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技能水平、建立长效的培训和资格审查机制、储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紧急援助人才；在全体国民中普及心理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加强科学研究，为心理危机干预提供更多技术支持等。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也在致本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的信中指出，这次灾难凸显了加快建设中国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任务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于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本届心理学家大会，为期三天，将于7月10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