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三十二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至二〇〇七”，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i改革开放初，“唐山地震未能做出短临漏报，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官方表述。ii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iii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二〇〇〇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刚刚通过验收。iv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v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十万人。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在一九七九年后开始整顿，到一九八〇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文革后叠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剩下不足千人。vii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各种意义？
　　地震科学家张国民等人认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一时期是地震预报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它奠定了地震监测手段和预报方法的基础”。但由于对地震孕育的情况不十分清楚，目前人们还很难分清构造运动、地震孕育和部分干扰所呈现的前兆异常的区别和联系，无法确认一一对应地震的前兆异常和地震活动性异常，因此，“目前的经验性预报思路很难使目前的地震预测水平有质的提高，更不可能通过它取得地震预报的全面突破。”viii学者吴忠良写道：“地震预测中一些经验和掌握这些经验的专家，是目前的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验变成可继承、可重复、可发展的知识体系”。ix
　　。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还必须特别指出，唐山地震临震漏报，在地震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唐山地震前的学术争议，在改革开放以来掺入权力和利益的复杂因素，造成队伍的分裂。经历过从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的一些“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富有经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在从事科研的黄金年龄段，被边缘化，甚至受到排挤打击。
　　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一九九〇年，国家地震局强调“九十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x实际情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强烈程度。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七级地震（死亡三〇九人）、一九九六年南黄海六点一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一九九八年张北六点一级地震（死亡四十一人）。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一九九六年起，盖勒（Robert J. 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的大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灾变为一次大地震”，因而地震不能预报。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xi 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做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三十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做出了二十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xii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四级地震；xiii青海共和一九九四二月十六日五点八级地震；xiv云南孟连中缅边境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七点三级地震；xv四川甘孜白玉——巴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五点五级地震；xvi新疆伽师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六点三级、六点四级地震；xvii云南宁蒗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四次五级以上（最大六点二级）地震；xviii辽宁岫岩一海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五点六级地震。xix四川绵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五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xx云南大姚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六点二级地震、十月十六日六点一级地震；xxi甘肃民乐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六点一级地震；xxii最近的事例，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云南宁洱六点四级地震。xxiii这些预报的成功，仍得益于经验性预报方法。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十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我记得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手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若发生四到五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就发生了一个四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xxiiv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唐山地震三十二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包括在二十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八点一级强烈地震。xxv科学家们正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十万人以上的地震”xxvi，汶川大地震降临。
　　面对质疑，官方的解释是：地震部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没有接到任何有关这个地区正式的短临预报意见。从震前的监测结果来看，没有发现显著的、大范围的、能够让地震学家们在现有科学水平上、依据现有经验做出判断的“前兆”异常。xxvii然而，本文写作之时，到震区考察的地质学家，已经发现震前存在明显的宏观异常现象。xxviii对本次地震的深入探究，已经开始。
　　汶川地震有没有长期和中期预报？答案是清楚的。对汶川地震的构造背景——龙门山断裂带，地震界和政府从未放弃过监视；汶川地震发生的两年前，地震部门曾指出这一地区有发生七级地震的危险。xxix然而究竟为什么，没有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以致完全未能预警？
　　总结中国地震预警的经验和教训，请允许我重复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松潘、平武大地震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发生前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
　　地震预警，说到底，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人们更需要知道，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