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七百万人口，相信的人达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达百分之五十，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i
　　一九八一年夏，陕西省汉中地区发生暴雨洪灾，关于八级地震将发生的消息随之流传。原因是一个冶金地质勘测队因拆房建房，临时搭建油毡棚。有人说，地质队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早，要地震了。这起谣言影响二百万人，引起混乱。一次电影院里有人惊呼“地震”，造成踩踏伤人事故。ii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一九八〇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 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iii。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三月二十九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二百条渔船载着六千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一百零六条，载着四千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iv
　　一些对地震谣言的研究，结论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对地震谣言严厉打击。然而，许多的地震恐慌，并非谣言所致，而是与地震预报有关。
　　一九八三年在甘肃古浪发生的地震传言，起因是一位教授的内部预报意见。该教授预测，九月十七日前后，古浪一带，将发生六点二级地震。这个并未形成共识的意见，本由地震部门内部掌握。但地震测量队在野外工作时钱财被盗，向县公安局报案，顺便向公安部门透露了这个消息，并有“君子协定”，商定绝对保密，不能外传。于是公安局内首先出现了防震棚，路人问询，又神神秘秘不作回答。不久，防震棚便在古浪县遍地开花，连群众大会都不敢在礼堂内举行。v
　　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地震，预报取得成功，预警却有深刻教训。vi这次预警，在地震中期预报被作出后即开始。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一九七六年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四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在地震发生的四个月前，震情信息已经广泛传播。
　　某种意义上说，四川防震，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地区的预警方式有关，也与海城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龙陵地震被成功预报有关。六月十四日，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二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六月下旬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二十四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六月下旬”。二十二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五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二十六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八月底前”。
　　七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八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二日前后”三个时间点。八月十六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二十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七点二级地震发生。二十二、二十三日再接连发生六点七级、七点二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八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六十一人集体投水、四十一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作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六十一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vii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临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这个案例提醒人们，地震预警的实际操作有极大复杂性，在社会自调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公开防震，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极大挑战。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山东苍山县发生五点二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小学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甘肃玉门五点九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三百五十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八千多人冻伤患病。viii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离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公众的忧震、恐震心理，公众对地震专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与整体上临震预测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极易传播“扰动”社会正常秩序。ix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工具为包括“临震应急”在内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然而传播中的信息“放大”效应，也成为政府地震预警必须正视的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