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老师走了,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尽管过去的一年半里每一次见他都提心吊胆是最后一次。这一天来临时依旧无法抑制悲痛。
11月21日好友短信告知蔡老师病危。11月22日乘最早的航班到北京祈祷能见老师一面。但落地开机后收到的第一条短信“蔡老师走了”。
往事历历在目,认识蔡老师在七年前。应该感谢萧瀚,他带我去参加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的一个讨论会。那天阳光明媚,学者们在一个顶楼的平台上讨论第四次修宪。我记得很清楚,蔡老师的发言是与会学者里面最平实的,他的结尾是“大家都做点事情,提些可行的建议,我们在体制内是可以有些推动的”。会后,我特意留了蔡老师的电话并进行了采访。完成了我在当时的《财经》的第一篇独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