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政经 > 要闻 > 正文

解密|袁隆平为何没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8年11月04日 17:57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资料图:袁隆平。图/视觉中国

  作品来源:《知识分子》(http://www.zhishifenzi.com/

  访问整理 | 熊卫民 王聪

  受访人:葛能全先生(下面简称葛)

  访谈、整理人: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下面简称熊)

  王 聪(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下面简称王)

  访谈时间:2016年1月15日

  访谈地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510会议室

  管理学组的由来和钱三强兼任代组长

  熊:管理学组是怎么提出来的?有成立管理学部的设想吗?

  葛:1980年5月科学院上报了《关于学部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关于学部的设置,拟将数理化学部分为数理学部和化学学部共设5个学部,接着还写了一段话:“此外,近十几年来,科学学、技术经济学、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等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边缘学科(国内有些研究单位称之为‘软科学’),在国外发展很快。为了提高我国的科技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不少同志提议,我国也应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此,拟在增补的350位学部委员的总名额中保留20个名额,以后再逐步补选这方面的科学家,先成立一个小组,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1]。这就是管理学组的由来,也就是设想建立管理学部的一个过渡。

  王:从院史资料知道,那时正是李昌主持科学院的工作,提出设立管理学组肯定跟他有关。

  葛:这样的考虑和认识,当然与主政的党组书记李昌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大。因此,当时传出一种说法,认为是李昌在为自己安排去处。这种说法比较普遍,科学家当中有,领导干部中有,院机关私下议论更多。

  我个人的看法,不能简单看待这件事。李昌本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软科学研究有兴趣,并且一直热心支持国内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知道的,早在1977年10月,他就支持于光远、周培源、钱三强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后来还被推选为副理事长;1979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举行的时候,他曾与钱三强、于光远、裴丽生先后发表长篇演讲,强调掌握科学发展规律,加强科学管理和科学管理人才的培养等。这对当时国内科技界扩大视野、解放思想、了解发展新动向、增强学术氛围,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国软科学研究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

  熊:听说有些科学家对科学学、管理科学、学科交叉这类软科学不大以为然,是这样吗?

  葛:确实如此。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软科学刚提出的时候,持这种看法的科学家并不少,院外有,院内也有,但更多的专业科学家对此表现的是不关心、不热心的态度。在当时的院领导层,比如严济慈严老对科学学就是不以为然的态度,和钱三强的态度明显不同。严老是钱三强的老师辈,钱1936年从清华毕业后,曾到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在严老手下做研究助理员,后来严又推荐钱考取了法国约里奥·居里夫妇 [2]的研究生。严与钱的私人关系很好,在对待科学学、管理科学的态度不同,彼此都清楚,但从未发生过正面交锋。

  和钱三强、李昌一样,热心支持管理科学和交叉科学发展的科学家,也不在少数,比如也是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培源、华罗庚,还有钱学森、钱伟长等。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后特意成立了一个“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由科协副主席钱三强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钱伟长、于光远被邀为顾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这个委员会曾主办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就是钱三强主持的“科学与文化论坛”,先后召开过5次会,专题讨论过“大科学与大文化的关系”、“‘德先生’与‘赛先生’关系问题” 、“农村文化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教育内容、体制、方法问题”、“粮食与社会问题”等。每次论坛都是“群贤毕至”,科技界、文化界的许多大家都曾到会并抢着发言。有一次,88岁高龄的夏衍由人搀扶着来开会,他发言时抚今追昔,讲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曾同时出席过一次论坛,还都发了言,他们的发言摘要又同时登在报纸的同一版上,这是大家第一次见到“三钱会合”。

  熊: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真是中国科技界的历史趣事。这样来看,科学院管理学组的提出,其由来就比较清楚了。

  葛:是这样的。当时,李昌主政科学院,钱三强主持“文革”后的首次学部委员增选,他们同时想到成立一个管理学组是很自然的事,是从长远和发展需要角度考虑的。钱三强在1979年7月曾讲过这样的话:“发展科学技术,首先要求领导和管理科学研究的人具有革新思想。那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求上进,甘当外行的精神状态,是做不好科研管理工作的。……可惜有少数的同志,还是抱着‘我来管你’的态度。……‘管’是管不出有创造性的人才来的,‘促’才能促出有创造性的人才来” [4]。因此,我不认同“成立管理学组是李昌给自己安排去处”的说法,成立管理学组的本意,是为了加强科学管理、发展管理科学。这样的正当性动机不能抹杀,也不应曲解,应该尊重历史。至于后来没有搞成,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不能归因于提出设想者的“原罪”。

  就我所知,当初态度鲜明地赞成成立管理学组的科学家同样不少,而且院内院外都有,这说明成立管理学组并不仅仅是李昌一个人的意愿。

  熊:其中有哪些知名的科学家?

  葛:中国工程院出版院士传记丛书,其中有一本《刘源张自传》,我作为总审稿人细读过这本自传的初稿,稿子从头到尾都是刘本人亲笔所写,涉及到许多重要的人和事,很有史料价值。关于管理学组从酝酿到取消,自传里写了一节不短的文字。在写到准备成立管理学部征求学部委员意见,是否愿意兼任或专任这个学部的学部委员时,有24位学部委员回复了书面意见表示愿意,其中有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周培源、苏步青、关肇直等。[5]刘的自传还写到,华罗庚曾表示如果不能两个学部兼任,他愿意放弃数学物理学部,专任管理学部的学部委员。

  熊:我一直比较困惑,这件事是由党组书记推动的,并得到了钱三强、华罗庚、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支持,最后为什么没有通过呢?

  葛:除了前面讲到的严老等有影响的科学家反对,一些刚出来工作身居领导位置的党政干部也同时发声,形成了一股舆论,甚至把这件事往李昌个人身上扯,这一点很厉害。这就弄得连支持、热心这件事的人也有点被动了。如果李昌硬坚持搞,还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据刘源张的记忆,在一次李昌主持的讨论管理科学的会议上,一位时任科学院顾问竟当场质问:管理是科学吗?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没有通过设立管理学部,但仍决定设立一个管理学组,这个决定是李昌宣布的。这总算是给管理学部留下一线生机。

  熊:为什么钱三强出任管理学组组长,前边还加了一个“代”字?有什么背景吗?

  葛:管理学组组长人选那时没有太多的挑选余地,不像别的几个学部的主任,只要有一定的学术威望和组织能力都可以担任,而管理学组实际上是学部的筹备和过渡阶段,本身并没有学部委员,将来有大量的行政组织与协调工作要做。但又不能让起这种作用的人担任组长,如李昌本人,以及顾德欢、黄书麟、汪敏熙等,必须由一位既有学术威望又有资历的科学家学部委员担任组长,起到为管理学组“正名”作用,表明这个组并不是人们担心的“官员俱乐部”,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同时,这位组长在科学院(包括院机关和研究所)拥有一定的指挥权,能用他的名义行文办事。此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他必须是院党组书记李昌信任的。这样的人,当时除了钱三强,真找不出第二位。

  但这时,钱三强是心脏病患者。他从1981年1月起在医院住了几个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几次非参加不可的活动,他是从医院请假出来的,医生和家人不希望他介入事情过多,他本人也意识到院里的种种现状,想尽量超脱,能不参与的、能不发表意见的,尽可能回避,我也不向他通报情况,除非是院里要求我去向他讲的事和让他看的文件。钱三强是顾大局的人,他经不住李昌的再三要求,还有许多热心管理科学同人的劝说,他答应担任管理学组组长,但提出要加一个“代”字,这算是一个条件吧。“代”字有两个意思:一是临时性的,有了合适的人他就退出;二是挂名性的,还应该安排实际主事的副组长。后来,李昌是按照这样的意思办的。1982年和1983年,管理学组还召开有关专家会议,研究讨论遴选管理学组的专任学部委员等问题。到了1984年,管理学组被撤销了。

  首次选举学部委员

  熊:对于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葛:那时我是钱三强的专职秘书,他主持那次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我参加了一些会议,帮助做了一些事,也算有所经历,但不系统。

  1978年,院机关设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并正式列入院部机构序列,负责人是顾德欢,由副院长钱三强分工主管。恢复学部的初期工作就是由这个机构做的。1979年2月,这个机构更名为“学部办公室”,统管统抓几个学部的工作,主任是顾德欢,邓照明、汪敏熙、薛攀皋为副主任。我印象中,这次增选学部委员的工作主要由薛攀皋具体做,钱三强经常找他商量事。“文革”前,薛攀皋一直在生物学部工作,对学部情况熟悉。关于恢复和重建学部,薛攀皋同志写过回忆文章 [6]。他的文章和人一样认真、细致、严谨,是很珍贵的历史纪实。

  接下来,我主要讲讲个人知道和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见过的许多正式出版物中,如院士传记、科技人物介绍,甚至准备要出版的某百科全书等等,只要写到院士,不管何时成为院士的,统统写为“当选”或“被选为”。这是不准确的。依据当时的做法及有关历史资料,1955年的首批学部委员应称为“选聘”,虽然过程中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提名,但之后的遴选过程实际是不透明的“挑选”,上报的名单也不是通过投票产生的,最后由上级领导机构研究决定人选并公布,再以科学院院长名义颁发聘任书。1957年成为学部委员的18人 [7]应称为“增聘”,从档案材料看,起初的请示报告写的“增补”,而且最后名单由学部委员投票产生,并规定获得超过投票人数三分之二当选,这是很严格的。但是,那一次的候选人不是经过广泛提名征集的,在对名单协商讨论过程中还考虑了学术以外其他因素,最后也是由科学院院长履行聘任手续,当时宣布当选名单时,见报的标题和文字用的也是“增聘”。

  1980年这一次,可见的文字都写的“增补”,但我认为应该称为“增选”,或者和以后的多次增选统称为“当选”或“被选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这次增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按规定的渠道和程序先推荐候选人,共计有效候选人为996名,每位被推荐的候选人都填写“推荐书”,写明学术经历、职称和科学成就,这是以往两次没有做过的;二是,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原则,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当选者,并规定获得的选票必须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当选;再就是,按一般理解,“增补”应是规定限额的补缺,比如日本学士院和法国科学院就是实行的这个办法,因此每次增补的名额极少,竞争非常激烈。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居里夫人曾参加过一个名额的竞选,结果落选了,她最终也不是法国科学院院士。虽然其中的主要原因,与法国科学界顽固的轻视女性传统还有居里夫人不迎合时流、不登门拜票的固执态度都有关系,但补缺的名额太少也是一个因素。我国的学部委员制度不是这样的,从没有设定总人数限额,各个学部也同样,所以不能称为“增补”。

  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自1957年以来,时隔23年没有增选,原有190名学部委员(均不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减员至115人,平均年龄74岁,许多人因年老体弱不能正常出席会议和参加活动。这次增选名额很大有330名,几个学部都是以少选多的状况。而候选人数达到上千人,每位学部委员平均要看二百五十份推荐材料,还要进行审查和作比较,这对于相当一部分学部委员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艰难工作。圈票也同样费劲,因为是差额选举,老先生要在一张选票上按自己的意愿圈出五六十名候选人,一不留心就会圈错,或者圈多了。记得1980年11月26日投票那天,钱三强本人投完票后一直留在现场,随时为别的学部委员提供答询,他还帮助行动不方便的学部委员把圈好的票投进票箱。统计结果,共有283名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票当选,比原定应选的330名少47名,新老学部委员达到400人,平均年龄为63岁。在当时情况下,把这件周折不断的事做成了,而且开创了学部历史上民主选举(尽管不完善)的先河,是值得记起的。

  熊:这其中发生过哪些问题,最后又是怎样解决的?

  葛:刚才讲到“周折不断”,指的就是问题,但我亲历的不多,主要是我后来做学部工作,从钱三强先生和其他一些老同志那里知道的,不妨讲几点印象深刻的。

  外界不适应、不理解民主选举学部委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些部门和机构推荐了候选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甚至利用行政权力谋求当选,不少学部委员对此很烦恼也很无奈。打电话到科学院诉苦,请求院里出面说话;有的部门通过给上级领导写信、向媒体告状,指责学部委员民主选举的“问题”。这种不适应、不理解情绪后来还存在,我就经历过一件。1991年,袁隆平没有当选学部委员,一度舆论风起,弄得科学院和学部压力很大。从个人心情上说,袁隆平成就贡献很大没有当选是一件遗憾的事。但票数不够谁也无能为力。后来,有位退休的省委书记写信给李鹏总理,就袁隆平没有当选学部委员,指责科学院党的领导有问题。李鹏把信批转周光召院长。之后,我和张玉台登门向那位书记作解释,说明学部委员是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不是党组织指派和授意的,但那位退休书记仍然不理解,也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甚至气愤地说:我就不相信你们那个地方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经过这一回,我们切身感觉到,方方面面对民主选举学部委员误解很深,更担心最高领导产生误解,便以周光召的名义给李鹏写了一个情况汇报,着重介绍学部委员的推荐、评审、选举程序,要经过几轮遴选,进行五六次不同范围的无记名投票。李鹏真的看了这个材料,还记住了。1993年10月19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成立工程院的报告。当一位领导同志提到袁隆平没有当选学部委员有人有意见时,李鹏说:“选学部委员不是那么容易,要经过几次投票选举”。这话是我那天列席国务院常委会议亲耳听到的。

  讲一个内部遇到的特殊情况,就是当选者的学术职称问题。1980年新增选的283名学部委员,在当选时,不全是研究员或者教授,其中极少当时还只是副研究员或副教授职称,如数理学部的姜伯驹、唐孝威,化学部的倪嘉缵,生物学部的邹冈、梁栋材等。这不是疏忽,也不是降低标准照顾,而是因为“文革”刚结束,评职称还不正常,加上职称又不跟工资待遇挂钩,大家不怎么看重,做出了成果不及时申报。增选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现实情况,在制订增选办法时写了“具有相当水平”这样带政策性的文字。上面提到的这些当选者,成绩都很突出,完全够得上研究员或教授水平;还有一点,他们都很年轻,都在50岁以下,正好符合“选拔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的精神。

  总起来看,1980年这次增选学部委员遇到的情况很特殊,虽然整个过程中不免有些瑕疵,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真是非常不容易,从做学部工作角度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这其中特别应该着重提出钱三强先生和薛攀皋同志,一位是那次增选的全面主持者,一位是实际主事者。

  (本文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与研究”项目的资助,原题为《学术领导在中国科学院的恢复与加强》,首发于《史林》2018年增刊)

  参考文献:

  [1] 关于学部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80).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82

  [2] 约里奥·居里与艾莱娜·居里夫妇,艾莱娜·居里是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女儿。

  [3] 刘晶羽, 何辉. 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成立[J]. 领导科学,1986(11):14.

  [4] 葛能全. 钱三强年谱长编[M]. 科学出版社, 2013. 481

  [5] 刘源张. 刘源张自传[M]. 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2014.137

  [6] 如薛攀皋. 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J]. 炎黄春秋, 1999(11):34-37.

  [7] 若含哲学社会科学部增聘的3人则为21人。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冯禹丁 | 版面编辑:刘明晖
  • 此篇文章很值
  • 赞赏激励一下

首席赞赏官虚位以待

推广

财新私房课
好课推荐
财新微信

热词推荐
非洲象 商誉 私募债 洋务运动 作家陈映真去世 从0到1 意大利公投将启动 埃博拉 新西兰8 0级地震 胡和平 银河证券 十八届五中全会 去杠杆 黄奇帆 网贷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