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反腐之下 职务犯罪数量人数下降

 

　　【财新网】（记者 单玉晓）2016年省级人大会议落幕，31个省级法院院长陆续交出2015年职务犯罪审判“成绩单”。财新记者发现，2015年，至少有20个省职务犯罪案件结案总数较去年有所下降；近一半省“贪官”领刑人数同比减少，两项指标均同比减少的省份多达三分之一。　　

表1：2014-2015省级法院工作报告中职务犯罪审结数量及判罚人数）

　　如表1所示：与2014年相比，2015年，河南、山东、广东、四川等至少20个省职务犯罪结案量下降，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至少 14个省职务犯罪处刑人数下降。其中，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等至少11个省的职务犯罪结案数量和判处刑罚人数同步下降。

　　对比看来，2015年两项数据的明显低于2014年。横向对比各省数据，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职务犯罪结案数最多的省是辽宁2117件，判处刑罚人数最多的是河南2934人，而2014年，双居榜首的河南成绩为“3305件4915人”，远远多于2015年；纵观各省数据，2014年，职务犯罪结案数在1000件以上的省份至少有13个，而2015年至少有8个。

　　2015年，中国打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力度并未削减，职务犯罪仍处于高发期。中央层面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近乎常态化：中国打虎”版图扩至全国31省份，中央纪委通报35名高官落马，各级法院判决15名落马高官领刑，共有48名将领在2015年公布被查，军队反腐结果通报公开化；地方层面，据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透露，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

　　高压反腐策略缘何在地方司法中呈现疲软态势？

　　对此，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告诉财新记者，造成这一现象原因较为特殊，虽然不排除各地执法力度不平衡、宽严尺度不一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目前贪污贿赂犯罪量刑标准不明确。

　　财新记者了解到，原《刑法》第383条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具体数额分为四挡。2015年11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作了调整，规定“数额”+“情节”并重的两元弹性模式，规定 “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及相应的三档量刑。

　　孙国祥分析，《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本应配套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至今未出台，而司法解释关于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肯定”高于原刑法规定的预期，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大批已经进入到审判阶段案件（包括一审和二审）积压在法院待判，“等待司法解释”。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去年案件数下降是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改变后“调控”的结果，大致可以估计：2016年，这类案件的数量会上升，很多去年应该判决的案件，被拖到了2016年。

　　但周光权也表示，这一变化，也可以理解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官员对“伸手要被捉”的认同是有了，在这种态势下，犯罪率下降，也可以理解。周光权还强调，司法上惩治腐败，有程序和证据上的限制，有些案件查处了，但未必达到起诉和判刑的标准，或者基于政策上的各种考虑，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以“断崖式”降级等其他方式处理了。

　

表2：2014-2015省级法院工作报告中典型职务犯罪案例（涉案官员）

　　财新记者发现， 2014年、2015年，省级法院工作报告中均不同程度地列举了较为典型的职务犯罪，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最高法院指定管辖的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案件，天津审理周永康等腐败案件；一类是当地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件，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另一类是新型腐败案件，如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江西“6·7”高考替考渎职案。

　　在省级法院工作报告中列举典型腐败官员有何意义？在孙国祥看来，一些新类型的腐败案件写进法院工作报告有警示、教育意义，而影响大、有教育意义的省部级高官涉罪案件“两高”指定异地管辖，“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地方省部级高官审的多，那个地方反腐败力度就大”。

　　孙国祥长期关注和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他认为，中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呈现出“宽严皆失”量刑失衡现象。

　　具体而言：一是违纪与犯罪的界限并没有完全厘清，以纪代法、以纪代刑的现象还是存在；二是腐败案件的量刑标准大起大落，虽然司法机关一直强调对腐败案件要贯彻从严惩处的刑事政策，但实务中大都反其道而行之，宽严失度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不公平；三是各地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掌握不一，“一些案件，在数额、情节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一、二审的判决悬殊之大，如同儿戏一般，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

　　司法机关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反腐法治化还存在哪些问题？

　　对此，孙国祥强调，尽管高压反腐并不是说对腐败不加区分一律判重刑，但各国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大致相同，即腐败犯罪有特殊的危害，对其量刑，应重于普通的非职务的犯罪，而不是相反。“就惩治腐败而言，司法主要在“不敢腐”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司法的惩治是重要的，但司法无法也不应该统摄一切，民众对司法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周光权指出，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仍然有这么多腐败案件，说明在制度建设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在犯罪预防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通过公开公正和合法的程序，使被告人受到应有惩罚，有腐必反，对腐败“零容忍”；同时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障被告人各项权利，使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司法上必须同时考虑的，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