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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官员和抑郁的社会

2011年09月24日 16:59 来源于 财新网
老百姓关注官员自杀,与其说是在评判那个死去的官员,不如说是在判断那些活着的官员
湖北

  【财新网】(特约作者 林维)总结官员自杀事件,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以下现象:

  首先,我们听到一般民众自杀,几乎不会去质疑这一自杀事实,大家好奇的只是他们自杀的原因,并报之以惋惜同情。但是听到官员自杀,大家首先质疑自杀这一结论,然后又质疑官方调查得出的自杀原因,虽有惋惜,但是怀疑和流言马上压到了淡淡的同情,有关官场的种种小道消息瞬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并且放大,地方政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茶余饭后。

  其次,虽然死亡的结局相同,但普通人的自杀原因却是五花八门,失败的生活、破碎的婚姻、渺茫的前途、拥堵的道路等等,但是官方最后给出的官员自杀的原因往往几乎是完全相同——抑郁症。我们甚至可以说,抑郁症知识的普及并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要拜官员自杀事件所赐。抑郁症最终被确定为或者被选择为自杀原因,是因为抑郁症的症状不明显因而不为人所察觉,也因此不易验证吗?是因为我们觉得抑郁症用的真是顺手,因而不假思索反复使用了吗?难道官员们的生活会比一般民众的生活更为痛苦不堪吗?他们真得抑郁或者是被抑郁的吗?

  确实,官员所承受的某些东西要比一般人更为沉重,官员本人及其周边人的过高期望、工作压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穿梭挣扎等等,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压垮官员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毫无疑问,官员的自杀率不会比普通民众的自杀率高,造成相反的错觉只是因为他们更加容易引起我们尤其是媒体的关注。但如果官员自杀事件最终只是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样的说法无异于一个无视民间疾苦、漠视社会矛盾的黑色幽默。

  我猜,一定是抑郁的社会造成了忧郁的官员,也一定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病症逼使公众都成为医生,也一定是某种病症在特定人群中的普遍性,导致我们认为凡是属于特定群体的人一定患有某种病症。大众看待官员自杀的视角和态度确实反映了公众看待社会现实的立场。与其说人们是在评判那个死去的官员,不如说人们是在判断那些活着的官员。人们也不仅是在讨论某一个特定官员,而更是将一个群体作为参照对象和讨论背景。

  当我们质疑官方的结论并且当我们凡是官方的结论都必定质疑时,这种“凡是式”的质疑一定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必须要思考为什么所谓的官方结论会沦落到这样的局面;当我们怀疑官员自杀背后必有贪腐色彩时,这种绝对结论也一定会有犯错的时候,因为官员本质上也是普通人,普通人可能具有的自杀原因也不会因身份而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为什么官员成为这样一种形象。不要过分地责怪民众对官员(有时其实仅仅是一名较低级别的普通的地方公务员而已)的生命如此幸灾乐祸,民众的抑郁一定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忧郁。

  一想到自己的公共生活可能是被个别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所管理甚至主宰,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也许作为一种精神疾患的抑郁症反而是一个更为稳妥地结论,就像在另外的案件中,没有精神疾患也是一种使问题简单化的结论。精神病或者没有精神病,被精神病或者不精神病,都不是问题关键,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以一种更为理性的程序达成公正客观的结论,进而获得民众的信任,毕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已经去世的官员污名

  不过,一个所谓的客观真实的调查报告真的有用吗?因为太多的神秘莫测乃至保密的传统导致人们对公开透明的真相反而产生怀疑。在一个普遍缺乏乃至丧失信任的机制下,一个真相又如何去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恶化还是在改善这种不信任的局面?我们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扭转这样一种不信任的局面?

  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抑郁所在。■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

责任编辑:段宏庆 | 版面编辑:林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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