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一介书生的高华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带来麻烦。90年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版，有海外渠道，还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阳》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太懂中国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有学术上的担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写的时候不再考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的那些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的。但高华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不仅是面对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