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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访谈】“最难申请”奖学金主管:选拔中国未来精英

2015年04月03日 16:34 来源于 财新网
牛津罗德学院学监查尔斯·康恩说,当罗德基金会和奖学金项目迈入第二个世纪之后,我们不断思考,要如何使我们与世界上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地区更为相关,并且也能在这些地方,开展鉴别、训练和培养发展有才能的青年领袖的工作。而中国,是全球新兴区域中最重要的国家

  【财新网】(记者 徐和谦)被视为全球“最难”申请的罗德奖学金首次对华开放,预计选取三到六名中国得主赴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项目。负责罗德奖学金全球营运的罗德学院学监查尔斯·康恩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对申请者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做你自己”。每一个人的面试考题都是量身订做、没有标准模板,并期待中国得主们能够为罗德社群,带来看待世界的不同方法和角度。

  3月30日,在西方世界颇负盛名的罗德奖学金(The Rhodes Scholarships)执行单位罗德基金会在北京宣布,将建立罗德中国奖学金项目(The Rhodes Scholarships for China),并从2015年起在中国遴选三至六名奖学金得主。而获选的得主,除将成为具有终身资格的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还将获得平均每年价值约五万元英镑的资注,并可于2016年10月份,与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遴选出的奖学金得主,共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为期两年的研究生项目。罗德基金会表示,只要是中国护照的持有者,不论其本科阶段读的是中国国内的大学或海外大学,都具有申请罗德中国奖学金项目的资格。罗德基金会对于申请者拟选读的学科领域则不予设限,但须符合年龄为19岁至25岁间的限制。

  创办至今已经112年的罗德奖学金,系依照英国籍南非政商巨子施素‧罗德(Cecil Rhodes)的遗愿所建立。该奖学金也是全球最早创办的、专注于挖掘各领域未来领袖人才的奖学金项目;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澳洲总理阿博特、天文学家哈勃、原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彼得‧海思勒等人,均曾为罗德奖学金的得主。

  罗德基金会称,与许多只注重智识表现的奖学金不同,罗德奖学金得主的选拔标准,除了智识标准─亦即大学本科四年的GPA成绩应在3.75以上之外,还将考察足以体现候选者领导力特质的其他面向:包括在学术表现之外的团队合作精神,例如能在体育、舞蹈、辩论、音乐等活动中,取得高水平的成就;能在其所处的领域和社群中,展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本能冲动;拥有对他人表达关怀,具备同理心、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等美德;以及怀抱让世界更为美好的愿景等。

  罗德奖学金的竞争激烈,每年在全球各地吸引的竞争者高达1.2万名,整体平均录取率仅约0.7%。从1903年创办以来,罗德奖学金的名额和所覆盖的选区国家(地区)逐步增加,目前已达到30个,每年共在全球授予83个罗德学者名额。在所有选区国家中,除了德国和美国外,其他多数均为英联邦国家或与英国具有历史渊源的地区,如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巴基斯坦、南非、牙买加、肯尼亚等。中国香港亦在回归前的1985年,成为候选地区之一,每年选出一名奖学金得主。

  此次,罗德奖学金项目首度对华开放,也使中国成为该奖学金项目创办进入第二个世纪以来,首度新增的候选国家。为此,罗德奖学金和罗德基金会的全球执行官、设立于牛津大学内的罗德学院学监(The Warden of Rhodes House)查尔斯·康恩 (Charles Conn)在3月31日于北京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罗德奖学金为何选择在此时进入中国?为此你们准备和研议了多久?

  查尔斯·康恩:当罗德基金会和奖学金项目迈入第二个世纪之后,我们便不断思考,要如何使我们与世界上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地区更为相关;并且也能在这些地方,开展鉴别、训练和培养发展有才能的青年领袖的工作。而中国,是全球新兴区域中最重要的国家。为了将罗德奖学金扩展至中国,我们的筹备工作从两年前就开始启动了。

  财新记者:在将罗德奖学金扩展至中国的筹备过程中,你们内部,包括既有的罗德学者们和主要捐赠者当中,是否曾有人持某些保留或不同的意见?如果有的话,他们的顾虑主要是什么?

  查尔斯·康恩:在任何尊重独立思考的社群中,都会有许多纷陈的意见,特别是在罗德学者的社群中,他们每一位都是高度独立的。诚然,在他们当中,有少数人对罗德奖学金扩展至中国的计画持保留态度,但支持者仍占压倒性的多数。至于怀有疑虑者,主要是希望奖学金在中国的遴选程序,也必须是全然独立的;要同样采用我们在其他选区国家所采取的,那些已经被验证了112年的遴选标准。

   财新记者:在筹设罗德中国奖学金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或中国政府,可曾给过你们任何的建议、提醒或要求?

  查尔斯·康恩: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简短的答案。我们从双方政府那里,都得到了巨大的鼓励。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交流和促进合作的机会。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政府的、要求我们该怎么样做事情的建议。

  财新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多数选区国家中,罗德奖学金申请者的年龄上限门槛相对较低,如大多数国家要求申请者必须在25岁以下。在过去的112年中,你们如何透过一个人相对较短的生涯履历,来鉴别他是否具有领导人才的潜质?你们的方法是什么?

  查尔斯·康恩:没错,我们与诺贝尔奖、麦克阿瑟奖不同。诺贝尔奖是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晚期、而麦克阿瑟奖是在一个人的生涯中期,来判断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但我们则试着在人们相对早期的人生阶段中,去鉴别、发现那些具有巨大潜力,能够成为领袖的人才。

  我们会了解这个人的纪录、观察他的独特之处,举办密集的面试环节,同时在晚宴活动和社交互动中,对候选者加以观察。在遴选过程中,我们会针对候选人就读、专攻的学科领域,组成由该领域专家参与的面试组。他将会被问到一系列关于他所学领域的问题;但同时,也会有涉及其他更广泛领域的问题,和他对近来时事的见解。

  财新记者: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会遇到的考核问题,都是针对他的履历和提交材料所量身打造订做的?

  查尔斯·康恩:是的。通常面试组会由七到九名人士组成,但没有关于“面试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标准模板。

   财新记者:和罗德奖学金的其他候选国家相比,中国非常特殊。中国属于社会主义体制,同时也不具备其他候选国家所拥有的一些共享特质。例如,我们并非英语系国家、也不是英联邦成员,更不属于西方社会。对于即将产生第一批的中国奖学金得主,你们可否有什么期待?是否有哪些特质,是你们希望来自中国的罗德学者,能够贡献给整个罗德学者社群的?

  查尔斯·康恩:在施素‧罗德先生辞世之前,他便思考过罗德奖学金应该被授予哪些国家。诚然,多数的国家都是英语系国家,但是由于当时的德国,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强国,国际地位日益重要。因此,德国虽然不是英语系国家,但也被纳入了罗德奖学金的选区国家之列。

  中国目前也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大国。我们盼望,中国学者能够带来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和方法。但我必须说,每一个罗德学者,都拥有各自的多元性和独特性,这才是我们最期待的。因此,我们不会试图从每个中国学者身上,找到某项单一的特质。

   财新记者:和其他选区国家相比,中国有着颇为独特的教育生态。例如在大学生活中,重要学生职位的选拔竞争,可能也必须附带着政治标准。这些中国教育体系的特征,是否会给罗德奖学金在中国的遴选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

  查尔斯·康恩:我不认为会如此。毕竟,我们拥有在各种不同国家中选拔人的经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让候选人展现他们对别人的关照,以及他们带领别人的能力,而不光只是通过他参加过多少官式活动来进行考察。

   财新记者:自罗德奖学金于1903年创办以来,共产生了约近8000名罗德学者,他们的职业路径和生涯发展,呈现出哪些大的趋势?

  查尔斯·康恩:大约在25年前,我们注意到罗德学者们在完成这个项目之后,大概有40%的人会进入高等教育和学术界。但到今日,这个比例大概只有25—30%;大部分的人,则都进入了企业界、商业领域或开展各类社会工作。还有许多罗德学者,在生涯的不同阶段,会拥有多重的角色;我们并不预期一名罗德学者一进入某个领域后,就会一路待到退休。

   财新记者:那来自不同地方的奖学金得主,例如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选拔出来的罗德学者,是否在生涯路径的选择上会呈现不同的特点?

  查尔斯·康恩:不论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罗德学者,他们的生涯路径,并没有呈现出哪些特定的模式,也没有显著的集体区别。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志趣、专业背景和所在社会的需求来做决定。但有许多学习医学专业领域的罗德学者,他们最终的发展目标,可能不只是做一名医生而已,而是会进一步投入公共卫生或能够影响卫生政策的领域。还有一点比较明显的,就是来自低度开发国家的罗德学者,会更倾向于投入教育领域。

  财新记者:每一位获选的罗德学者,平均每年将得到价值约五万元英镑的补助,以支持其在牛津的学费、住宿费、旅行开支、保险,以及所谓的“服务与领导力计画”。这个计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设立在牛津大学校园内的罗德学院,又是怎么运作,并为不同罗德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平台的?

  查尔斯·康恩:每一位罗德学者在牛津求学期间,除了主修的专业课程之外,还需参与由罗德学院主办的“服务与领导力计画”,这包括训练罗德学者们的一系列讲座和工作坊,让他们学习怎么成为一个观察者、如何领导别人、如何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还包括发表公共演说的训练。而在学期之间,他们还将参与营利的或非营利的各类实习工作。

  传统上,罗德学者们对于和自己同辈的学者比较熟悉,却未必能够联系到不同世代、或身处不同地理区域的其他学者。因此,近期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罗德学者网络”的线上平台,它就像一个更紧密的“领英”(LinkedIn)网站一样,让这些学者们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地域、年龄、和学科领域上的隔阂,就共同有兴趣的议题,在线上进行讨论和交流。

  目前在这个线上平台上,我们就已经有十八个讨论群,频繁地讨论关于气候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共卫生,和如何在亚洲非洲的新兴国家建设现代大学等议题。讨论之热烈,让我们还必须举办线下的活动。例如在今年七月,我们就会在牛津大学针对这些议题,举行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目前,全球约有4700位左右在世的罗德学者,活跃在各个领域。

   财新记者:罗德学院在牛津大学的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查尔斯·康恩:罗德基金会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慈善基金会。从技术上来说,罗德学院的运作并不在牛津大学的监督之下,但我们和牛津大学拥有密切的合作,并与校方及教员们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就地理位置而言,罗德学院位处在牛津大学的校园内,我们有一栋60个房间的大宅、三英亩美丽的院子,位置非常好。罗德学者除了可以利用学院的空间上课、举办演讲和工作坊,还可以在这里举办各类社团活动。

  从位阶上来说,罗德学院的学监在校园里享有和牛津各学院院长同等的地位。可以说,我们既全面参与了牛津校园的生活,但又拥有全然独立的自我管理机制。

   财新记者:我们都晓得,罗德奖学金的创立和命名,是按照施素‧罗德先生的遗嘱而办理的。罗德先生又因其对殖民主义的鼓吹,和他在南部非洲区域的经营拓殖事业,而为人所知。

  过去,在一些选区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罗德奖学金曾遭遇过若干争议和质疑。这些年来,罗德基金会是如何处理这些争议,并逐步调整关于奖学金项目的论述的?

  查尔斯·康恩:在罗德先生生前的一些较早愿望中,确实曾经明确地拥护当时英帝国的本质。但在他去世之前所立的几份遗嘱中,并没有涉及团结各处殖民地菁英的内容,只提到罗德学者们应履行其公共职责,并为崇高的目标做奉献。

  我们认为,评断一个历史人物,要依据他所处的时代情境而为之。罗德先生(1853-1902)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在政治上)不论他的手段或者是目的,都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要拥护的。

  然而,我们很高兴他留下了可观的财富,足以使我们让全球各地具有领导潜力的年轻人,能获得优质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不论其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念。

  为了更好地回馈非洲─也是罗德先生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在罗德基金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罗德基金会还和曼德拉基金会共同创办了“曼德拉─罗德奖学金”,每年从非洲各国选拔菁英,在南非进行为期一年的荣誉学位或硕士学位的学程。从2003年以来,罗德基金会已经为来自非洲17个国家的250多位获选者,提供了这项“曼德拉─罗德”奖学金,培养他们成为非洲社会的各界领导人才。

  财新记者:我们注意到,在罗德中国奖学金的筹办过程中,不乏香港人士的倡议和香港资金的捐助。中国香港也从1985年起,就成为罗德奖学金的遴选区域之一。未来,罗德中国奖学金的运作,会从在香港既有模式中汲取某些经验吗?

  查尔斯·康恩:目前,我们希望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这两个奖学金,它们各自运作和遴选过程,保持相互独立。但是,两地奖学金项目的遴选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他们的成员则非常有可能彼此交叉。

  就像先前提到的,我们在组成面试组的时候,需要各个领域的专才。你很可能在中国大陆选拔人时,会从香港找到有用的人,反之亦然。但是我们仍会视两个项目的运作是各自独立的。

  财新记者:罗德基金会曾介绍,奖学金项目的遴选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将由罗德学者和本地受尊重的公民所组成。受尊重的公民的标准,大概是什么?

  查尔斯·康恩:我们在寻找适切人选的时候,并不会只从他的职务来着眼,更重要的是看他的知识,以及他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鉴别出具有领袖潜质的年轻人。与其考量社会地位的高低,我们更看重遴选者的知识涵养。

    财新记者:中国会成为罗德奖学金向世界新兴地区扩展的一个门户吗?

  查尔斯•康恩:我们希望如此。中国是这一波重要扩展的第一个国家。此外,我们也有意愿在世界新兴区域发展一些新的选区国家。例如在非洲的迦纳、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还有中东区域和以色列。此外,我们对亚洲区域的一些国家也很有兴趣,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新加坡过去曾经是罗德奖学金的选区国家,我们现在希望把它在那里恢复起来。

  财新记者:对于罗德中国奖学金的角逐者,您有什么重要的提醒或建议吗?

  查尔斯•康恩:有的,那就是“做你自己”。可能有些人会困扰于臆测,究竟在遴选过程中,什么样的人才是罗德奖学金想要的?但事实上,所有罗德学者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样。所有人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多元性。如果要说这些人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只有一点,那就是对世界充满热情,并且想要它变得更好。

  财新记者:最后你们会依据所有中国候选者的表现,遴选出三到六名得主?

  查尔斯•康恩:是的,我想这会是一个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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