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文
一九八一年,万里同志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我是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的普通工作人员,在九号院上班,层次悬殊,素未谋面。
某日,接到通知,万里同志约我去他家谈话。下午我进了中南海,绿树环绕,碧波拍岸,一处平房小院。会客室里是当时司空见惯的领导人办公室中的简朴配置。我说:“万里同志,您好。”他招呼我坐下,先问经历,听说我曾在农村插队八年,又当过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就兴致勃勃地从农村、农民、农业的话头聊起。
翁永曦|文
一九八一年,万里同志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我是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的普通工作人员,在九号院上班,层次悬殊,素未谋面。
某日,接到通知,万里同志约我去他家谈话。下午我进了中南海,绿树环绕,碧波拍岸,一处平房小院。会客室里是当时司空见惯的领导人办公室中的简朴配置。我说:“万里同志,您好。”他招呼我坐下,先问经历,听说我曾在农村插队八年,又当过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就兴致勃勃地从农村、农民、农业的话头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