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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放开二孩长期难促人口增长

2015年10月30日 20:21 来源于 财新网
独生子女政策终于结束,中国人民的生育意愿却已大大降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逐渐从政策限制转向社会经济环境,新增出生儿将更多地出现在城市。有学者认为,欲以“放开二孩”刺激人口增长效果有限,应尽早把生育自主权完整交还民众

  【财新网】(记者 盛梦露)“没想到这么快”,10月29日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发布不久,一个名为“山东二胎交流群”里,不少父母开始感慨,“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比预期来得更早。群里刚刚享受了“单独二胎”政策的父母表示,刚有的优越感被追平了,“心理不平衡”。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距离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还不到两年。10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透露,其实从2015年3月以来,国家卫计委就已开始组织团队,对全面实施两孩政策进行了测算论证。

  政策快速调整的重要原因,是“单独二孩”实施以来,实际增长的生育量远低于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表示。根据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符合“单独”二孩政策、且有意愿生二孩的夫妇约有750万对至1200万对。但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只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比上年增加47万人。

  全面放开二孩后是否会提振生育率的增速呢?专家普遍认为,短期内将有生育高峰,但长期效果依然堪忧。

  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预测,中国将在2017年将达到生育高峰,“70后的妈妈们会抓紧时间生育,(政策放开后)新增的新生儿,估计会在300万到800万之间,但800万以上可能性很少”。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泳则认为,政策放开后新增加的新生儿数字大概会在300万人左右。此外,黄文政预计,2017年的出生人口中值约为2200万,“这将是1991年以来、乃至未来百年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

  但长期来看,这种趋势难以持续。一方面,由于30年来的严格计生政策,将使未来十年内处于适龄生育的女性人数大幅下降。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到2025年,中国处在22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只剩下2015年时的42.35%。据此,黄文政预估,中国新生儿数量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会开始衰减,且速度会越来越快。而总人口将在2024年前后开始萎缩。“中国低生育率超过20年了,是很难逆转的趋势”。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处于较低水平。一项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从1980年以来,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在减少,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6个至1.8个之间,远低于2.1个的“更替水平”─即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即便是在被视为拥有较高生育意愿的中国农村,生育意愿也不到1.9。而实际生育率通常又低于生育意愿。在日本和韩国,相对于2左右的生育意愿,实际生育率近10年来都只在1.05到1.45之间。

  “正常社会要很强的理由才不生老二,但现在,大量中国家庭把生一个当默认状态,需要很强的理由才会生老二。不同于发达国家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我们(的人口下降)是非常强烈的”,由此,黄文政表示,“放开二孩”是鼓励生育的起点,比“单独二孩”影响更大,但依然是杯水车薪。

  卫计委的一位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国家作出决定的过程很审慎,“单独二孩”政策是一个测试,是为最终决策做准备。南京邮电大学人口学专家、教授周长洪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是国家对主流人口学家主张的积极响应,但保留了一部分谨慎。“我们建议马上全面放开”,对第二个孩子以外的生育行为也解除限制。

  新增儿主要在城市  须有所准备

  许多人口学者认为,由于部份农村地区长期享有“一孩半”的生育政策,且生育意愿较高,此次放开二孩后的受益人群,主要将集中于城市。

  周长洪表示,根据以往的观察和判断,农村该生的基本已育有二孩,且农村中青年数量越来越少。由此,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新增新生儿,将有很大比例会出现在城市。蔡泳认为,生育意愿最强烈的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包括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员工,“他们是真正被限制住的”。

  此外,周长洪认为,一般认为对“生育二孩”积极响应的主要是在大城市,但从“单独二孩”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更高的是在中小城镇。“那里竞争压力小,稍微传统一些,我们发现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年轻人更倾向于生二孩”,周长洪说。

  黄文政预测,在城市中生育二孩的将以“80后”父母为主,也包括很多“70后”。独生子女增多后,带来的医疗、养护、教育等需求较容易被社会感知到,因此在短期也可能会造成一定舆论压力。因此,他建议政府部门应立即着手规划,包括增加婴幼儿床位、幼儿园等。

  但黄文政也说,配套资源的问题不需要过度担忧。纵向来看,2017年生育高峰的新生儿数量还低于1963年至1990年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黄文政称,如果政府规划好,民间力量介入,“很好应付过去”。

  此外,不少关心放开二孩政策的专家均表示,相关的法律法规仍需配套完善;尤其是在国家政策宣布到各地政策落地的时间差之间,民众的权益为何,还需妥善处理。

  放开生育权对社会思潮影响长远

  作为鼓励生育的起点,“全面放开二孩”的积极意义被普遍肯定。如周长洪表示,短期来看,“放开二孩”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家庭消费最大头是小孩,大量婴儿的出生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

  但学者们对以放开二孩刺激生育、延缓人口高龄化趋势的有效性仍不看好。以境外经验为例,陈秋霖表示,刺激生育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值得怀疑。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均有政策鼓励生育,但效果不好。“一旦不想生,政策也很难去改变”,“光调整生育政策恐怕也不现实”。蔡泳同样认为,长期而言,“影响生育的因素是社会经济因素,而不是政策因素”。

  由此,黄文政呼吁,应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这样做的前提,是民众拥有自主的生育选择权,完全决定自己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间隔,而不是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措施”。

  此外,学者认为,在生育权的赋予和文化的转变上,“放开二孩”有更深远的意义。

  陈秋霖表示,“放开二孩”政策引发了人们对生育权的关注,相比起延缓人口老化,“放开二孩”对人们思考生育权问题和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将更为深远。他举例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个人对自我领域的决策权要求会更高,这方面是一种释放。“很多女性说,‘我可以选择不生,但不能不让我生’”。可以预期,生育权利的放开,将提升公民对社会权利的追求意识。

  蔡泳则认为,从社会心理上看,几十年来要控制人口,现在突然掉过头来,强调稳定的家庭对社会多么重要。他认为,政府开始相信老百姓,给予人们生育决策的自由,这种文化上的影响将是更长远的。

责任编辑:徐和谦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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