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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之“丈母娘经济”在农村

2016年02月07日 09:46 来源于 财新网
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人工性别选择的结果是,农村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而这对县域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财新网】(记者 张继伟)春节正准备回家,突然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说想在县城买房,让帮着咨询。乍一听,以为是要响应政府鼓励农民买商品房的号召,顿时产生了警惕之心。赶快普及了那句至理名言:“政府不让干啥,千万不要干;政府让干啥,千万不要干;只能干那些没说让不让干的事情”。

  但听下去,全然不是一回事。

  老家离北京不远,普普通通一个农业县。尽管地处冀中平原,但二三十年前,城乡差距之大还是让人难以置信,商品粮像天堑一样划分着两个几乎互不通婚的种姓。《河殇》里讲,黄河边上农民一生的半径不超过几公里,老家也大抵如此,村子里的人们像庄稼一样一季季长起来,再一茬茬收割掉。村庄没有记忆,只有基因的自动繁殖。

  直到小学四年级,我才因为参加学校的知识竞赛第一次有机会进城,一个灰头土脸的小城镇,笼罩在计划经济、官僚机器冰冷的秩序之下。整个90年代,全县经济一直在缓慢增长,大城市回来的人们很容易在这儿找到优越感,就像阿Q进城偷过东西,就可以感慨城里的小乌龟子叉麻将也叉得精熟。大约在2000年前后,县域经济开始爆发,国企破产、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卧轨截访,机器轰鸣中,县城像一个巨兽醒了过来。雾霾、堵车、垃圾围城,人们抱怨的同时,脸上的笑容还是多了起来,出手也越来越大方。商品房从无到有,价格从2000年前后的八百一千,涨到现在的四五千,新式小区仍在咕嘟着,一个个冒出泡来。

  购房主力除了本地居民外,还有两支队伍,一部分是京津两地的“还乡团”,另一部分则是进城的村里人。最初进城的,基本上都是乡镇干部和暴发户,横跨政商两界的乡村级名流。这些地里长出来的人精儿,现在已经很少光顾农村了,倒是在县城里,每天都能看到醉熏熏的乡镇干部开着越野车联络生意。前些年,因为受制于城镇用地额度,老家旁边的一个村子被选做集中居住试点,以实现“占补平衡”。村里人虽然不了解政策的弯弯绕,但对于土地被禠夺这件事是看得真真儿的,赶农民上楼的计划受到了强烈抵制,最终只好作罢。近年来村子里的生活日益滋润,房子盖得高大轩敞,冬暖夏凉,不禁觉得奇怪,为什么非要往城里跑呢?

  原因还真是意想不到,几乎是任志强等人口中“丈母娘经济”的农村版。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人工性别选择的结果是,农村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而这对县域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里皆剩女,村中多旷夫。农村女孩子之抢手,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表征是媒婆的兴起。过去说媒拉纤,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基本由亲戚朋友代劳,报酬也就是几套时新的鞋帽,倘若婚后琴瑟不谐,媒人还有连带责任,类似于PE们签的保障条款。现在光景大不相同,媒婆已茁然成长为一个标准化职业。我村的一个小学老师,是十里八乡知名的红娘,绝早被慕名前来的家长踢破了门槛,未曾开口就要交见面礼,电话卡里先充一两百块话费再说。媒人手机里的大数据一检索,男方家长就像陀螺一样转起来啦。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一样,媒人们扮演着为女方做DD(尽职调查)和为男方做假账的双重角色,只要搓合上市佣金到手,完全不用管婚后行情有几个跌停。

  其二是离婚率升高。以前农村离婚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抛开感情纠葛不说,离婚后女方的生存就是问题。中国的农村女孩是没有继承权的,一旦出嫁,家里的房子和地都归兄弟所有。倘若离婚,回到家里没有合法地位,直接威胁到嫂子弟妹的财产安全,战场就会从婆家转移到娘家,因此面对不幸的婚姻,女性几乎别无选择。这一风俗传统,至今并未稍有改观。但是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女方越来越敢于提出离婚,经常是小两口一言不合,妻子拔腿就走。双方回到婚姻市场,男方立刻大幅贬值,而女方则立刻会被虎视眈眈的媒婆们“秒杀”。离婚后男方彷徨无依而女方很快组建新的家庭的例子比比皆是。

  与此相伴的,是女性地位的真实提高。说句题外话,没有农村经验的人往往不能理解,古代女人为什么一结婚就没了名字,而只以某氏代称。道理很简单,在农业社会,女人的名字完全没有用处。顶门立户的都是男人,一切用得到名字的地方都是男人出面。即使在家庭范围内,也有着各种彰显关系的称呼,姑姨婆娘,大妈大婶,同样用不上名字。我奶奶一辈的人,即便至亲,也多没人叫得上名字来。古时候像潘金莲、阎婆惜这样的女中豪杰,只因为是抛头露脸的人物,名字才能在江湖上叫得响。

  近些年来,女性在我们老家的地位一直在稳步上升,在服装、箱包等轻工领域,以及开店卖货等服务业,女人的收入并不比男人低。男女比例失调,更使得女性越来越放得开。不过,近来经常看到网上有人发贴写农村性关系混乱、人心不古的调调,完全莫名其妙。农村的人际关系从来复杂,束缚人性的枷锁不知凡几。未婚同居、离婚率上升,都是极大的进步,即便是一些风化事件,也往往是自由意志的自然奔涌,轮不着假模假式的老夫子们来指指点点。有些城里人解放了自己,到农村里缅怀想象中的田园之乐,本质上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殖民心态,其居心本就可疑。

  言归正传,回到买房问题。95后一代,农村孩子除了读书升学离土离乡外,大多数都在城里打过工。男孩子立足不易,但根在农村,仍能来去自由。女孩们一旦结婚生子,多半还是会被锁定,因此通过婚姻改变现状,乃是人生一大关口。大城市不敢奢望,但县城的一套房子,是满足“中国梦”的必需品,再有一辆穿梭城乡的小车,就是确凿无疑的人生赢家了。近些年回家,看到很多人家的院子,白天都是门户洞开,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是用来展现院子里停放的小轿车的,“愰媳妇的”。这种实力展示和某国阅兵差相仿佛,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农村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更是多数家庭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发布会,绝不亚于苹果推出Iphone6S,礼儿上面儿上的竞争都非常公开和白热化,行情变化也异常迅速。我姐的一个闺密,本来已经拉好砖准备在村里盖房,但最近敏锐地嗅到未来儿媳的需求变动,就果断斩仓,转攻县城商品房了。

  来自丈母娘的需求,有农民工收入提高作支撑,加之婚姻市场的严重不平衡,对于看似过剩的县城地产业来说,不啻于天降神兵。但是,“丈母娘经济”毕竟是家庭财富的一次性集中释放,对于县域城镇的地产业来说,还有多大潜力可挖,能够起到多大的支撑作用,都需要量化研究。春节前出台的房贷新政,有人戏称是发动农民工迎战索罗斯,即便对于拉动投资和消费能够带来部分作用,也只能是强弩之末涸泽而渔。河北农村盖一处房子,10万-15万就粗具规模了,但县城的房子最少也要30万起步,两三倍的差价,是需要咬牙跺脚的。如果有两个儿子,除非有外力支撑,“中国梦”就很难实现,这与城市白领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区别。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选择,反过来,经济变化对于生育意愿的冲击也很明显。近些年来,我村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头胎生男孩的多不愿冒再生一个儿子的风险,而头胎生女儿的往往也只愿意再试一次。对于衷心热爱计生罚款的乡镇干部来说,这是天大的坏消息。因此,如果你回乡串门遇到计生干部千万不要惊慌,他们不是来抓超生的,而是来密切联系群众的:只要交罚款,就可以再生一个,再来一个吧?

责任编辑:张继伟 | 版面编辑:石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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