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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访谈】俞敏洪:中国很多教育资源投在不缺钱的地方

2016年03月21日 12:07 来源于 财新网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认为,中国教育费用的投入,本质上已经够了,但是很多费用投入在已不必要再投入的地方。比如说,越好的学校投入得越多,而且越好的学校越容易被投入

  【财新网】(记者 石睿)3月17日,“十三五”规划正式公布。其中,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占据了一个章节的分量,与上一个五年规划相比,“十三五”规划仍重点强调教育的公平、质量以及体制改革等“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官方对教育的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自2012年开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连续三年超过4%。然而,由于体制、观念、利益博奕等因素,在实践中,公办、民办教育的政策不平等;不同群体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愈发引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教育政策在顶层设计上难有大的变革;不过,与教育相关的产业却蓬勃发展,或许存在“自下而上”倒逼教育生态改革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互联网+”成为国家重点战略,互联网教育一时间也风生水起。但是,在供需两端的教师、学生群体,仍大部分将学习精力、教学精力都固化在学校里的背景下,又能促成哪些变革?前景还未清晰。

  有关教育的问题千头万绪,为此,在两会期间,财新记者专访了从事教育行业30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就教育公平、民办教育法律规范、教育产业的机会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很多教育资源投入在不缺钱的地方

  财新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2016年你提交的提案之一,是呼吁落实随迁子女的入学和升学政策,但是,现实中“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情况正在显现,甚至在有些地方“读书无用论”的说法再度升温,你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是否还能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生活水平?

  俞敏洪:“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状必须要改善,否则逐渐会形成社会上人群的两级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最后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分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保中国所有孩子得到公平的教育待遇,让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的孩子们,都能获得很好的教育条件,让他们的孩子们能够进入中国优秀的大学去读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重要。

  我们看到,中国在教育方面投入的费用越来越多,但基层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在优秀大学读书的比例却在下降。

  以城乡差别为例,我当时上北大时,有30%左右的学生来自农村,现在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5%左右。当然有一个说法是,现在很多农民已经变成城里人了,我读大学时,城里人只有1、2亿人,现在已经变成6、7亿人,这确实这是一个理由。

  但即使是这样,农村孩子占整体孩子的比例应该还在50%以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占儿童人口一半的农村人群,最后只能获得15%的最优质教育机会,这也是不公平的。

  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中国,你没有办法对农村孩子的高考分数线进行普调性的下降。如果普遍下调,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很多城里人会把户口转到农村,中国人这种作弊行为是家常便饭的。

  去年,我提交过一个提案,建议给农村老师增加30%的工资,让城里最优秀的老师愿意到农村去当老师。说到底,老师就是一切,好老师就必然能教出好学生。我有一个极端的比喻,就是在茅草棚里的好老师也能教出北大的学生来,在豪华大厦里的坏老师也教不出北大学生。

  但是,这个事情要实现起来其实也不容易。所以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政策和资源的调配,让农村孩子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能真正接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你认为解决的根源,还在于教育资源的均衡化?

  俞敏洪:是的。我觉得中国教育费用的投入,本质上已经够了,但是很多费用投入在已经不必要再投入的地方。比如说,越好的学校投入得越多,而且越好的学校越容易被投入。

  我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调研——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特别容易拿到政府的资助、额外的支持、以及各种捐款。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政府官员的孩子和企业家的孩子基本都是在这些学校学习;而且,地方也需要打造一个好学校作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最后导致教育资源的投入,大部分都集中在最好的学校,并且会进一步集聚。一个城市最好的高中,每年拿到的资源至少是一所普通高中的5到10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有钱了就可以招到最好的老师;表面上,老师的工资只有五六千元,但背后奖金发的比工资多得多。所以好老师也都集中在好学校。可见,这件事情确实非常难解决。

  财新记者:你曾提出,“互联网+”不能解决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但是有些业内人士希望通过产业技术的进步,“从下而上”地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你怎么看?

  俞敏洪:“互联网+”一定能够对中国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带来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中国教育资源倾斜的政策,不能够有效遏制,互联网只能起到“下毛毛雨”的作用。实际上,乡村那些老师都不知道怎么用互联网,他们自己的知识都很贫乏,他们怎么能从网上调取丰富的资源呢?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在教育均衡的问题上,你认为根源还是在于政府的所作所为?

  俞敏洪:是的。

  “有一些贪婪者在办教育”

  财新记者:去年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未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仍有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俞敏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已经14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营利、非营利民办学校,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国家法律本身就没把它当做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第二,是实际上把教育分出营利、非营利,本来就不是国家应该干的事情。既然分不清,还分它干什么呢?

  其实在实践中,民办学校的性质已经自动区分清楚了。比如新东方培训学校,该缴的税都缴了,该赚的钱都赚了,尽管叫培训学校,但是实际上是公司、而且是上市公司。

  相对而言,我自己接手的大学,我一分钱工资都不拿,本身就是非营利的。当然,不拿工资属于极端的情况。但是,若真的界定为非营利性质,工资都得进行限制,不能说民办学校的管理者拿了5000万元的工资,还说是非营利的学校。

  既然是要做非盈利,就是不以赚钱为目的,把教育作为事业,那么管理者的最高工资——比如说不能超过100万、150万元。可以允许好的管理者获得市场价的薪酬,但是剩下的钱,就得全部用到学校身上才对。

  那现在纠结在什么地方?其实,是一些办民办教育的人自私心理导致的。有些办教育的人,又想自己拿极高的工资、拿回报,又想学校变成非营利性质,让国家不收税,这怎么可能嘛?所以,民办教育的有些问题,比如营利、非营利的争议,很多是民办教育的举办者自己弄出来的。

  财新记者:对于这种现状,你认为有什么解决方式?

  俞敏洪:需要国家拿出一个政策来,营利、非营利性质的标准,只要看民办学校是不是以公司化模式运作。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看民办学校的利润,是再投入给学校,还是变成办学者自己的收入?

  俞敏洪:是的。很多民办教育的举办者又赚钱,又想享受非盈利学校的优惠,还想上市,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有一些贪婪者在办教育,就这么简单。

  新东方集团不会回A股

  财新记者:你刚才提到,新东方集团是美国上市公司,今年年初,集团旗下的新东方在线又启动国内IPO计划。目前,新东方在线有没有考虑在国内上市后,利用中国二级市场资本进行一些投入,形成以新东方在线为核心的教育产业链?

  俞敏洪:那是必然的。因为上市以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在线教育公司,公司增发以后进行兼并重组,收购资源是太正常的行为。

  财新记者:那么,新东方集团有没有可能直接回到A股?

  俞敏洪:不会回来的,我比较相信美国的市场稳定性。我觉得,尽管回来市值会增加很多倍,但是市场的稳定是长远做事情的基础。

  财新记者:是否还有计划像新东方在线的模式,再分割一部分业务回到A股?

  俞敏洪:新创业的东西可能会有,但现有的主体业务不会,再分割的话就肢解了。国外上市公司就不值钱了,不值钱就什么业务也做不了。

  财新记者:新创业的业务也在做准备了吗?

  俞敏洪:有的,但是都是商业秘密,现在不能跟你们谈。

责任编辑:徐和谦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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