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在进入方舱快一周后，晓楠和患有肺癌、等待化疗的母亲终于被获准转入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这距离晓楠母亲原本计划的化疗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多天。
晓楠的母亲69岁，在3月20日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第四期，医生安排她在3月底先做一个疗程6次化疗，辅以靶向药治疗。但由于疫情的暴发，医院住院部关闭，这一治疗方案随之搁置。
4月27日，本已能安排入院的母亲却被检出核酸阳性，晓楠立即联系居委，希望能将母亲转入定点医院治疗。但居委回复称，定点医院的床位很紧张，暂时无法收治她母亲，只能先转入静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5月2日深夜，核酸阴性的她陪同母亲入住了方舱医院。“我们当时想的是，与其在家没有药没有医护人员，还是去方舱，起码有医生护士。”晓楠说。
来到方舱后，情况却比想象的糟糕。晓楠母女所在的c舱约有200名阳性患者，只有三个医护人员，没有人量体温或者检查病人情况。晓楠说，母亲进入方舱后一直没有验血和测量各种指标，现在身体十分虚弱，频繁咳嗽，自行吃下泰诺后症状仍然不见缓解，上厕所和走路都需要搀扶。
“在方舱的治疗，主要就是吃一些中药和莲花清瘟，一日三餐确实有保证，健康人可以生活的很好，但像我妈妈这样有基础病的人就不太行了。”晓楠说，母亲当时最急需的就是尽快化疗和服用靶向药，但这些在方舱医院都无法实现。
由于方舱只有一些常备药，并没有针对癌症的专业药物，这让吃上药成为晓楠母女刚进方舱时最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晓楠说，由于进入方舱时很匆忙，并没有开太多药，进方舱不久，母亲需要的靶向药甲黄酸奥希替尼就开始告急。
“这是处方药，需要到之前就诊的医院去找医生开处方才能配上药，但开处方需要医保卡，但方舱不允许有任何东西带出去。”晓楠说，最后经过三天的波折，在对口社区医院一位好心医生和帮助下，她们终于买到了靶向药，并由社区志愿者送到了方舱。
转入定点医院进行化疗是更大的难题。来方舱第二天，晓楠就向方舱医院的医生递交了转院治疗申请书，护士告诉她，情况已经知晓并上报到卫健委办公室。与此同时，晓楠自己也试着联系了一些定点医院，接到的回复都是需要走流程，即阳性病人转运需由方舱医生先提出申请。
此后一连5天，晓楠每天都去向护士询问转院申请结果，但护士的回复均是“等通知”。
“很多人都在等一个定点医院的床位，方舱里有太多年纪大的老人了，护士偶尔前去护理，但根本忙不过来。还有人得了口腔癌，需要吃流食，这种情况在方舱里根本无法自理。”晓楠说，自己隔壁隔间还有一对母女，母亲已经八九十岁，女儿也有五六十多岁，护士忙不过来时，母女两位老人就互相照料。
5月8日，晓楠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方舱的一名医护告诉晓楠，她们可以被转运到定点医院华山医院北院，现在可以收拾下东西准备转运。
当天晚上10点，一辆白色救护车来到方舱接晓楠和母亲去定点医院。晓楠看到，同一时间被通知转运送上救护车的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是前一天开始呼吸困难，高烧不退，医生对其进行吸氧和移动CT监测，确认情况比较危急后，马上安排了转运。
来到定点医院后，晓楠母亲所在的肿瘤科已经住满了病人。医院医生告诉晓楠，幸好她母亲在方舱还未发展出肺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肺癌晚期的病人，如果肺部感染发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说。
晓楠母亲的转院经历是上海许多有基础疾病阳性患者的缩影。据3月15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要求，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的轻型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但隔离管理期间如病情加重，应转至定点医院治疗。但现实中，转院难问题却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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