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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钝:罗素是个“玄学鬼”吗?

2016年11月13日 13:32 来源于 财新网
重审90多年前的“科玄论战”
►《伊卡洛斯的飞翔》 17世纪佛拉芒画家Jacob Peter Gowy所绘,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撰文 | 刘钝(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科学春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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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日后成为著名遗传学家的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的演讲,提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哲学家罗素则在翌年给予批评性回应,在其发表的《伊卡洛斯》中,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

  霍尔丹演讲后第10天,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玄论战”揭开了序幕。

  尽管“科玄论战”双方的前台主将都有很强的西方教育背景,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知道霍尔丹的演讲及后来罗素的批评。两场论战的同时性可以由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得到说明。在西方,目睹现代战争带来的空前浩劫,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人类对财富与权力的无节制欲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高扬“五四”旗帜的知识分子们视科学为救国救民的利器,容不得对科学功用加以怀疑的言论。

  霍尔丹与罗素之辩,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那场“科玄论战”,都可以放在更广阔的“两种文化”视野下去考察。

  1959年,英国人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两个壁垒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1] 。(此处删去有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等不同时代有关科学与人文争论的论述[2])

  “两种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诺只不过是将其明确表述出来而已。他的那本小书问世之后,尽管针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人类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醒目的轨迹。

  如果说霍尔丹与罗素之辩是两个拥有头等智力的名流间个人过招的话,1923年在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则是两大阵营的集体对垒,它们都在斯诺提出那个著名的论题之前[3][4] 。

  其实,在“科玄论战”爆发前不久,罗素就曾来中国访问。细检他来华的经过,以及众多交游活动,可以大致窥见“科学派”与“玄学派”这两个阵营已然成形,同时也不难理解罗素通过《伊卡洛斯》表达的诸多看法,与后来“玄学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款曲呼应的。

  一、 缘起和隐喻

  1923年2月14日,哲学家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两个月后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由此掀开了“科玄论战”的大幕。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思想文化界的众多大佬和学术新星陆续登场,演绎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为壮观的一幕大戏。相继卷入论战的有梁启超、胡适、林宰平、任鸿隽、孙伏园、章演存、朱经农、唐钺、张东荪、陆志韦、王星拱、吴稚晖、范寿康、甘蛰仙、屠孝实、王平陵、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等,以及署名为“菊农”、“穆”的作者。最早汇集论战双方言论的两部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当年12月就在上海出版(两部文集所收文章大致相同,前者由汪孟邹编辑、亚东图书馆出版,陈独秀与胡适的序文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后者由郭梦良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张君劢的序和文集的编排都体现了玄学派的立场)[5]。丁文江在文章中首先使用了“玄学鬼”这个带有贬义的词,以后胡适等人皆相因之,用以指代“科玄论战”中的张君劢及其同道们。

  ►张君劢、丁文江

  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多半不知道,就在“科玄论战”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两位英国绅士也在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们就是日后成为著名遗传学家的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与早已声名显赫的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争论的焦点是科学是否必定会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对此问题,罗素是站在反方立场上的。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两位英国绅士搬到1920年代的中国思想舞台,按照国人熟悉并几乎盖棺定论的说法,霍尔丹或许会被科学阵营引以为同志,而声称“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的罗素注定会被归入“玄学鬼”一流。问题是,这顶帽子对罗素是否合适呢?

  事情还要从霍尔丹的演讲说起。1923年2月4日,也就是张君劢在清华发表演讲的前10天,刚满30岁的生物化学讲师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的演讲,讲题来自希腊神话中为弥诺斯王修造迷宫的工匠代达罗斯(Daedalus)。这一人物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正如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刊更名时发表的说明那样:“他兼有科学家与工匠的声名,同时又是难题的提出者与揭谜人;他是一个具有所有人类缺点的个人,也是一名建筑师、雕刻家、博物学者、金属工人、铸币者;斧头、铅垂、螺旋钻与胶水的发明者。”[6]在演讲中,霍尔丹又给这位神话人物戴上了遗传工程师和“弑神者”这两顶新帽子: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弥诺斯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罗斯一直到西西里,自己却在那里丧了命……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祇的人……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罗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7][8]

  在希腊神话中,技艺超群的雅典工匠代达罗斯因罪逃匿到克里特岛,岛上的统治者弥诺斯王令其建造迷宫来囚禁牛首人身的怪兽米诺陶。代达罗斯用牛皮为王后制造了一头母牛状机器,王后可以钻进去潜入迷宫与神牛相会。霍尔丹关于实验遗传学成就的说法,就是来自这一神话的隐喻。不过故事还有另一条线索:后来,代达罗斯为了摆脱弥诺斯王的控制,用蜂蜜、腊和鸟羽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制造了飞翔的翅膀。父子俩成功地逃离克里特飞往西西里,得意忘形的伊卡洛斯忘记了父亲的嘱咐,在途中越飞越高,被激怒的太阳神所发出的光熔化了翅膀,不幸坠海身亡。

  《代达罗斯》很快就成为剑桥、牛津等地知识圈的时髦话题,在学院的餐厅与小巷中的咖啡馆里,人们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霍尔丹关于生物学发展的惊人预言在专业领域也搅起了波澜,特别是他提到了多种在当时属于禁忌的话题,如迷幻药物的临床应用、人类的无性生殖、体外胚胎、计划生育、优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兽杂交和安乐死的可能。他骄傲地宣告“生物学家是现在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是怀疑者、动摇者和弑神者。”

  对于霍尔丹的批评接踵而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哲学家罗素。1924年,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霍尔丹先生的《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描绘了一幅未来将科学发现用来促进人类福祉的诱人图景。尽管我愿意同意他的许多预测,从事政治活动与政府工作的长期经验却使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我不得不担心,科学会被用来加强统治集团的力量,而不是促进人类的福祉。伊卡洛斯在父亲代达罗斯指导下学会了飞行,由于鲁莽而遭到毁灭。我担心人类在现代科学人的教育下学会了飞行之后,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9] [10] 

  伊卡洛斯也被后人赋予了双重象征意义:作为飞天梦想的实践者,他是一位壮志未酬的英雄,代表着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和雄心;另一方面,正如罗素说的那样,他是一位不自量力的狂妄少年,罔顾智者的忠告,藐视大自然而遭致报应。在文章的结论部分罗素又写道:

  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会获得更大的力量,去放纵自己的集体激情,但通过社会的更加组织化,科学降低了个人激情的作用。人的集体激情主要是一种罪恶的激情,其中最强烈的激情是针对其他群体的仇恨和竞争。因此,现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纵激情之力量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就是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的原因。[9][10] 

  ►《伊卡洛斯与代达罗斯》

  19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画家Frederic Leighton所绘,私人收藏

  二、 霍尔丹与罗素的身份及时代

  霍尔丹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出身名门,却鄙视阶级社会赋予贵族和资产者的特权;他是一个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并曾加入英共,后来却无情地批判不同类型的极权制度;他从伊顿、牛津、剑桥一路攀升到英国学术殿堂的高台,一生却发表了近350篇科普作品,成为老赫胥黎以来英国最高产的科普作家之一;他曾参加一战并流血负伤,晚年却放弃英国国籍而自我放逐印度;他在孩童时代就被父亲带进科学实验室,本科却在牛津主修古典人文,后来又成为将数学引入生命科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孟德尔学说的忠实拥趸,却对“选择”这一达尔文的天条情有独钟,开创了群体遗传学与综合演化论的崭新天地;他在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却终身关注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11][12]

  不过在发表《代达罗斯》的时候,霍尔丹在科学上还只是个崭露头角的小角色,有些愤世嫉俗,政治立场也还没有确定。至于罗素,此时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学者了。概言之,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数学基础中逻辑主义流派的代表,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哲学上倾向不可知论,政治上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生活上特立独行,藐视各种政治权威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发表《伊卡洛斯》之前,他曾相继访问苏联和中国[13]。在批判现行制度与挑战上流社会虚伪习俗等方面,他与霍尔丹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但是对于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以及科学日益与权力纠缠的现实,俩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罗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20世纪初,随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逐渐沦为一个二流强国。一战之后的欧洲政局动荡不定,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从1918年到1923年,欧洲多国都爆发了流血革命。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但是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激进运动,在英国占主流的是一种渐进的、改良式的社会主义,其代表就是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费边主义者认为,民主宪政的完善和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扼制资本主义的贪婪,因此无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也能达到废除土地和国家资源的私人占有、实现工业国有化,以及完善各种社会福利的目的。进入20世纪以后,费边社参加了英国工党的组建,绝大多数老费边社成员都成为工党党员。霍尔丹的父亲以及青年霍尔丹都是费边主义的追随者,罗素也一度青睐费边社的政治理想。

  科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质的飞跃。物理学与数学中的最新成果导致确定性的丧失,而确定性正是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进步论者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具体来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颠覆了人类对时间、空间、物质、能量、运动和因果性的传统观念;罗素提出的逻辑悖论在被视为数学基础的集合论中捅了个大窟窿,从而引起第三次数学危机。在生命科学领域,由达尔文学说衍生出的两个怪胎、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将触角伸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来;孟德尔学说的重新发现,则开启了现代遗传学的大门。此外,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也露出端倪,其代表就是布拉格父子开创的X射线晶体学。

  一战期间西方在医学方面的某些大胆探索,助长了激进人士挑战传统的欲望。1914年美国护士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开始发行《女反抗者》,是为《节制生育评论》的前身,随后相继出版《少女须知》和《母亲须知》,在美国提倡性教育并开展生育控制的临床实验。在英国,古植物学家和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斯陶皮斯(Marie Stopes,1880—1958)遥相呼应,1921年在伦敦北部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大力宣传优生学思想。

  霍尔丹比罗素小了整整20岁,专业领域几乎没有交集;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同样出身名门和名校,同样藐视权贵和具有反叛精神,同样的睿智博学并关注社会问题。无论如何,罗素与霍尔丹、伊卡洛斯与代达罗斯,在公众眼中都是极富戏剧色彩的广告元素,这一思想交锋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霍尔丹的知名度也陡然上升。在《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中,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更多的是针锋相对的论辩。

  ►左:桑格主编之《节制生育评论》2卷2期封面,1918年2-3月[wiki]

  右:桑格《妇女与新种族》一书的广告。画面上是桑格和她的两个儿子。[wiki]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霍尔丹与罗素的书就被译介到中国来了。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推出了一本署名海登的《科学与将来》[14],正是《代达罗斯》的中译本。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科学之将来》[15],此即罗素《伊卡洛斯》的中译本。

  ►左:《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英文版

  中:《代达罗斯》中译本(1928)

  右:《伊卡洛斯》中译本(1931)

  三、 《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

  以下分四个方面介绍霍尔丹与罗素的观点,引文分别来自他们的《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的最新中译本[7][9],不再另行标注。

  第一是科学。

  在谈到物理学时霍尔丹首先论及相对论,但不是预测其应用,而是关注这一理论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他认为“爱因斯坦这位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提出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新思维,使得“康德观念论将如同唯物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那样,成为物理学家乃至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假说”。自诩为唯物主义者的霍尔丹下面的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我们生活的若干世纪里,许多实际活动可能不是以唯物论,而是以康德的观念论为基础进行的……未来的孔多塞、边沁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可以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那里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

  对于正在发展壮大中的量子力学,霍尔丹没有停留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意义的讨论上,而是对其应用前景作了一点展望:“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的思想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不过,“对辐射了解更深入以后,我们将能够以比现有程度更令人满意的方式产生辐射”。

  罗素承认“科学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最大变化,许多应归功于物理科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考虑物理科学带来了工业革命就一目了然了”。对于工业革命的后果,他颇有远见地预告全球化时代将会到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他认为“工业化的影响之一是使全世界变成一个经济单位,其最终结果将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对于工业化的后果并不乐观。他写道:

  正是科学高于其他因素决定了原材料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煤、铁和石油是武力的基础,因此也是财富的基础。拥有这些原材料,而且掌握利用原材料进行战争所需的工业技术的国家,就能够以武力夺取市场,并向那些倒霉的国家勒索财富。 

  关于化学,霍尔丹的激进观点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他认为化学的功能不仅是帮助人类开发更多资源以获取材料和能源,未来的重大贡献乃是“生产一类更重要的在生理上起作用的物质——食物”,以及与生理学结合来改造人类的体质、精神甚至“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他预测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将出现在生物化学领域。由此切入到一个敏感话题即迷幻药物的应用:他提到德国生理学家使用磷酸钠延长肌肉工作时间的实验,一组煤矿工人连续服用九个月后使煤炭产量大为提高;他还暗示了敢死队员服用类似药物的效果。接着,霍尔丹开始讨论将化学知识用于制造食品的前景,例如用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来合成蛋白质。

  与霍尔丹将化学与物理学分开并与生理学和农业相联系不同,罗素宣称“我所说的物理科学包括化学,而且一般地说,包括研究任何无生命物质属性的科学”。

  ►左:霍尔丹 [R. W. Clark, 1965],右:罗素[www.pinterest.com]

  谈到生命科学,霍尔丹提请人们抛弃一种成见,即“生物学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上的应用”。为此他宣布了一个伟大预言:“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从生命科学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发展来看,霍尔丹可以说是颇有先见之明。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预言还包括:生殖与性爱的分离(试管婴儿),通过生殖选择改造民族性格(优生学),通过化学合成物延长妇女的青春,性别转换,借助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完美的生活结束后平静地走进坟墓(安乐死),借助催眠术与心理学为人类“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通灵术)等等。 

  对于生命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罗素更多地表现出忧虑,特别是被他说成迟早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遗传学。在这方面他谈到了计划生育和优生学被滥用的可能性,以及心理学服务于邪恶政权的前景。他设想:未来的政府会获得一定的权力,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个人进行绝育,其初衷是降低国家中低能者的数目,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目标。问题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可能会把反对者的意见视为一种低能的表现,从而将形形色色的反叛者强制绝育;再以后还可能将对象扩大到癫痫病人、肺结核患者和酗酒成瘾者;最后,很可能会延及普通学校中的成绩低下者,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民族的平均智力。在心理学方面,专家们可能会具有诱惑他人产生不合理念头的本领,这类技艺成熟之后会被用来培养愚忠的民众。针对霍尔丹谈到的迷幻药物,罗素指出,如果情绪与性格的差异是由内分泌决定的,那就可以通过注射药物来影响内分泌腺,从而根据需要把人变得易怒或胆怯、性欲强或性欲弱,等等。进而,他写道:

  某个控制社会的寡头组织——国家,可能想让统治者的后代具有执政所需要的性格,使无产阶级的子女具有服从所需要的性格。想要反对国家医师的这种注射,最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亦将无能为力。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服从性格与抵御外敌所需的残暴相结合,但我不怀疑统治者所掌控的御用科学能胜任这项任务。

  第二,让我们看一下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

  霍尔丹认为科学会使人类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体,而生活也会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人为化,同时人类为善作恶的力量也会无限增大。他设想以科学去教育诗人,让工厂里的壁画促进生产率,使艺术再度成为一种商业。他预测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的行当,合成食物将代替田园耕作,而未来的人们将通过工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所有的城市都将变得像花园一般美丽。

  罗素对工业化的前景没有这样浪漫,他承认工业化提高了生产率,随着这一进程向世界各地的扩散,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组织即他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工业化的世界就不能抑制来自其内部的干扰,也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为“现代工业主义是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这两样东西,以及为追求统治的纯粹乐趣而展开的一种斗争”。罗素接着写道:“由于科学发明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化和宣传手段的影响,团体变得更加组织化,更有纪律,群体意识更强,更易受领袖的控制。领袖对成员的影响增大了,少数知名人物对事件的控制变得更加明显。”

  在罗素看来,科学和工业化之所以造成伤害,就是由于它们尚未强大到足以产生国际性组织。他预测:在未来50年内,政府权力将进一步加强,因为这正是企图控制军备和原材料的那些人所希望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可能在西方国家生存下来,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可能会继续与相互竞争的国家勾结,并将大力鼓噪民族主义。不过在更远的未来,“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世界组织之后,虽然它起初只依靠武力,到后来那些威胁文明的邪恶就会逐渐消失,并且可能实现一种比现有民主制度更加彻底的民主制度。” 

  霍尔丹当然了解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将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但他坚信“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而“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产生自我毁灭性,就像现在人们制造国际间的不公平那样”。他也预言了国家的消亡,认为如果一次这样的战争没能达到建立一个全球组织的目的,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上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然而“对于学习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

  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罗素对这种露骨的表述十分反感。他警告道:“吃得过多并不是一种严重危险,但是过分地好战就非常危险。如果工业化继续取得成功,对人类追求权力与竞争的本能,就像对待狗的贪婪胃口一样,需要加以人为的遏制”。他又指出,正是由于科学的原因,全体民众将被战争机器所裹挟。“首先是国家武装力量,然后是提供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军火商,依次还有外交和使领馆人员,在学校宣讲爱国主义的教师,以及新闻从业者。所有这些人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但其主要目的是为国际竞争服务。另一类人的工作也服务于同一目的,这包括相当大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这些人不断地发明出更复杂的攻击和防御的方法。”

  第三,让我们来考察他们两人对资源与生态问题的认识。

  霍尔丹用了数段文字谈论能源问题。尽管他认为地球上的煤和石油将在几个世纪内耗尽,但是仍然不相信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为此他设想了一些替代方案,包括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另一方面,考虑到水力资源珍稀且受制于季节和地理条件,从长远来看,需要开发一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那就是风力和太阳能。

  霍尔丹又通过一位虚拟的150年后剑桥新生之口,编造了一个实验室事故引起生态灾难的故事:一种具有固氮功能的人造海藻中的菌株逃逸到大海并迅速繁殖,很快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全球的海洋变成深紫色,未来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中关于蓝色海洋的描述感到奇怪。他还设想培育出能够在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应用生物固氮技术使小麦产量翻番,使牧场草地的价值增加三倍。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又引起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因此只得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加以解决。

  如前所述,罗素提到了煤、铁和石油是武力与财富的基础,但是它们迟早会枯竭,因为“地球这颗行星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他写道:“科学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因此人们可能认为它能增进自身的快乐和幸福。如果人类是理性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人类具有很多激情与本能……科学带来的突然变化打破了我们的本能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最后,让我们关注他们俩人关于伦理问题的表述。

  霍尔丹又通过那篇虚拟论文的作者声言:“现在(指想象中的150年后)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因此,一方面是“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盗贼的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劣种人的生育力都比优质人更强。”

  这是明目张胆地鼓吹优生学了。他用戏谑的口吻谈到人们对优生学的偏见——“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三重身份,强制人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认为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 

  罗素也以大量篇幅讨论计划生育和优生学,尽管一开始自谦“我的生物学知识非常有限”,而“霍尔丹先生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令人赞赏的探讨”。他认为“在更遥远的未来,优生学具有更加野心勃勃的可能性。其目标可能不仅是减少不需要的人,而且要增加所需要的人”。罗素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尽管其表述未能脱离那个时代流行的种族和阶级偏见。他写道: 

  政府反对节育的宣传,使那些愚蠢的人得到一种生物学优势,因为政府的宣传主要在那些无知的人群中有效。不要很久,节育可能会在白种人群中普遍流行,它不会使白人的素质退化,但将使他们的人口减少。到那个时候,未开化的种族仍在大量繁殖,并在白人科学的帮助下避免了高死亡率。

  在援引代达罗斯的神话时,霍尔丹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发挥——尽管涉嫌造成宙斯之子弥诺斯的死,代达罗斯既未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也没有像俄瑞斯忒斯那样时刻被复仇女神追杀。关于科学研究与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他强调:“生物学的进展与我们的某些社会罪恶是不相容的,正如工业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有制不相容一样。”比方说,遗传工程的成果将会与人类现有的涉及阶级、性别的制度不相容。他认为,道德判断上的改变是异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过于认真。正因为即便是最不教条的宗教,也倾向于把自己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相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对于信仰、价值观与人类的未来,他写道:

  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价值观、制度都不是安全的。上次大战绝非孤立现象,而只是我们总可以由科学进步预料到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新问题。

  罗素则指出,科学的进步是对人类的恩赐这一说法,是一种“十九世纪的令人愉快的妄想,是我们这个更加令人失望的时代必须抛弃的东西”;“科技知识并不能使人明确他们的目标,而且未来的掌权者所具有的愚蠢和偏见,很可能不会比现在的掌权者少”。他在《伊卡洛斯》的结论部分写道:

  科学使掌权者比在没有科学的时代更充分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好的,科学就会带来益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科学就会造成损失。在当今这个时代,掌权者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邪恶的,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认为是良善的事物减少了。因此,在目前,科学增大了统治者的权力,给人类带来了伤害。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美好的生活既需要头脑,也需要心。

  ►浮雕《伊卡洛斯的坠落》(17世纪作品),现藏法国贡布埃涅市Antoine Vivenel博物馆。

  画面场景十分开阔:太阳,大海,海中的鱼,航行的船,逃逸的代达罗斯,坠海的伊卡洛斯,以及代表西西里和克里特的两块陆地,右下角的克里特岛上,还有表示迷宫的图案。

  四、 联想到罗素访华和他的忠告

  在与霍尔丹论战之前三四年,罗素曾来中国访问,他于1920年10月12日来华,至1921年7月11日归去,在华居留整整九个月,步履所及包括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北京,发表了五大系列演讲和十余场单篇演说,会见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对改造中国这一议题向不同的人们提出了建议。罗素来华的邀请和接待实际由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主持,对外出面的则是讲学社、尚志学会、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16][17] 。

  ►左:梁启超,右:胡适

  曾为保皇党领袖的梁启超,一向被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此时他刚出版了对西方文明与“科学万能论”进行反思的《欧游心影录》,因此由他发起的邀请活动,在“新青年”那边得到的反应远没有预期的那样热烈。胡适甚至警告赵元任不要担任罗素的翻译,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公开信质疑罗素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与实业的观点,周作人等则借《申报》的报导批评罗素不谙中国国情[18]。

  在一个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知“赛先生”为何物的国度,“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是一场有些超前的思想盛宴。就科学阵营中的大将们而言,对“科学”的任何微词无异于挑衅“五四”运动张扬的旗帜,因此必须予以痛击。就玄学阵营而言,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着太大的反差。结果是,这一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科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

  罗素访华后不到两年,中国就发生了“科玄论战”,细检他来华的经过与众多交游活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窥见日后两个阵营的组成,也不难理解他在《伊卡洛斯》中表达的诸多看法。

  至于罗素的科学素养,诚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19]他对科学可能遭到滥用的忧虑来自本人对相关知识的深刻认识,就如同日后与爱因斯坦共同签署反核声明一样。

  ►罗素访华问期间与其女友和中国友人摄于北京寓所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的四合院中[百度]

  九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非昔日可比,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也在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并将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的未来。然而我们又遇到许多新问题,人类的未来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霍尔丹与罗素所担心的资源短缺早已显现,除了他们提到的煤、铁、石油等矿产之外,更严重的是水、森林和土地。与霍尔丹构想的海水变色相比,生态领域更危险的是空气污染、冰川融化、气候变暖、耕地和牧场沙漠化、核泄漏、物种灭绝等。当今的政治也变得愈加复杂和诡异,罗素寄望的世界政府没有出现,霍尔丹信奉的改造社会的激烈途径行之不通,与全球化浪潮相悖逆的“文明冲突论”大为流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冷战格局演变成区域性的军事对抗,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不断升级,而这一切酿成了恐怖主义生长的温床。最后,霍尔丹设想的城市风景并不美妙,只有日益尖锐的贫富差距、官民对立和种种社会公正问题。      

  就科学创造财富改变生活而言,霍尔丹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而罗素告诫人们弥赛亚带来的不全是福音。把《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放在一起读,我们方能对“科学与未来”有更为健全的认识。同样,对于中国近代思想舞台上的那场大论战,我们也应放弃选边站队的习惯和人云亦云的陋习,平心静气地审视两造的言说。

  虽然中国之行不无遗憾,罗素对中国文化仍然充满崇敬,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表示极大的愤慨,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赋予深刻的同情。回到英国一年之后,他就出版了《中国问题》,在该书的最后,他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直率的忠告:

  如果中国人采取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个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上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20]

  这里已经出现了日后通过《伊卡洛斯》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且显示了他可能在“科玄论战”中抱持的立场。品味这位哲人的忠告,我们在重审九十多年前的 “科玄论战”时,不是应该有些比前人更深刻更周全的认识吗?

  参考文献

  [1]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坚、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2] 刘钝:“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15-27页。

  [3] 刘钝:“两种文化背后”,《科学》2003年第4期,第55-57页。

  [4] 刘钝:“斯诺命题今昔和科学史的文化功能”,李弘祺编《理性、学术和道德的知识传统》,台北:喜马拉雅发展基金会,2003年,第445-474页。

  [5] 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McCord, D. ‘Dædalus’, Daedalus, Vol.86, No. 1(1955), pp.6-8.

  [7] 霍尔丹:“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戴开元译,《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1期,第29-50页。

  [8] Haldane, J. B. S.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24.

  [9] 罗素:“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戴开元、刘钝译,《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4期,第5-18页。

  [10] Russell, B. 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4.

  [11] Clark, R. W. The Life and Work of J. B. S. Haldane.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8.

  [12] 刘钝:“霍尔丹与《代达罗斯》”(一)(二),《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1期,第6-28页;2011年第2期,第40-78页。

  [13] 克拉克:《罗素传》,葛伦鸿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14] 海登:《科学与将来》,张东民译,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15] 罗素:《科学之将来》,吴献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16]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17] 冯崇义:“罗素访华缘起”,《学术研究》,1992年第6期,第88-93页。

  [18] 冯崇义:“罗素访华平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53-179页。

  [19] 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第3-13页。

  [20]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崔筝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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