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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苏南农民的八年上访

2011年10月22日 09:47 来源于 财新网
这种罔顾事实、根本不触及实质矛盾的强力维稳机制,到底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2005年7月18日,山东日照,在公开接访现场,一位市民浏览信访条例。 陈为峰/CFP

  【财新网】(财新记者 谢海涛)“6月28日下午3点,我们9个人跪在天安门毛主席像下。75人被公安行政拘留,一个拿状衣的,被劳教一年。”

  2011年7月19日,我收到了一个手机短信。发信者是我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一个多年上访的农民,他来自苏南一个被称作浒墅关的小镇。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收到来自这里的短信,每次都让我心惊。

  我第一次去浒墅关采访,是在2010年7月。当时,那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时风声鹤唳,居民围攻镇政府,警方弹压高峰已过。晚上,居民仍如上夜班,在国道旁散步,警察和保安严阵以待。夜幕下钢盔闪着寒光,而警车、军车巡逻如梭,有如战时。

  2010年8月,我再去那里,街头的维稳横幅,电线杆上的警方告示,风暴后的痕迹犹存。非常形势之下,为避风险,我穿着汗衫、拖鞋,扮作打工者,去寻找这起官民冲突背后的故事,由此接触到一个特殊的上访群体。

  这是一群因失去土地、失去家园而上访的农民。他们的故事大多是与基层政府对抗却屡战屡败的故事。在诸多上访者中,查建华的故事最令人悲哀。2010年4月,他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边自焚,此后长期在家中被监控,7月才逃出家门。

  我约好与他晚上见面。一个随行的朋友打通了査建华的新电话,他从避难处溜了出来,像特工接头一样,领我们拐进一个隐蔽的小院。他的老婆带着上访材料出来,但随即被两三个汉子跟踪。前去接应的朋友,趁跟踪者买烟的间隙,接过材料,才终于摆脱了跟踪。

  那天晚上,气氛紧张异常,査建华进到房间,把阳台、厨房的门关严,又把大门锁上,四下看了看,似乎再无一丝灯光漏出,才回到桌前坐下,脸上紧崩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房屋的故事。

  2003年,査建华因房子被强拆,和众多失地农民一起,走上上访之路,其后是30次进京上访,两次自焚,多次被截访,两次被拘留,多次被打、被非法拘禁,一直到2010年底,其拆迁补偿问题才得以解决。

  因为上访,他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2004年11月5日9点多,他抗议拆迁自焚。

  2005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被截访者一行八人抓住,带回宾馆,关了12小时,押回家乡后,又从早上关到次日凌晨。

  2006年3月14日中午,被截访。3月16日,先被带到浒关城管处看管,下午2点多没给饭吃,又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晚上7点起,由联防队员用警棍连续击打腿、背,达四个小时,查的手、腿皆肿,右耳聋。

  2006年4月8日15点,在苏州火车站等车时,被4名城管抓住,带到浒关新区城管队,关了20多个小时……

  2006年9月,开始被监控,9个保安在他家门口看着。

  2006年12月20日至12月31日,再次被看管……

  2010年4月,他失望之下,在天安门金水桥边再次自焚。

  2010年底,査建华获得“解放”后,我去看他。他从屋子里搬出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上访材料。在他58岁的生命里,有8年的时光,似乎被浓缩在这几大箱材料里。

  从上访条幅、《信访条例》、《动迁政策汇编》,到《宪法》、《土地管理法》、《行政诉讼法》;从车票、《中央各大部门通讯地址大全》,到数不清的中央、省市来访受理单;从离婚协议、被打后的病例,到《拘留人员学习手册》、行政处罚决定书;从各种上访材料,到行政复议书、起诉状,上访的艰难,令人动容。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四五十份借条,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借条的上方写着借钱理由:借亲戚朋友的现金、生活费、医药费、律师费、纸张费用、拍照费、租房费。落款写着:某某某,借现金xxx元,并摁有红指印。

  上访近八年,査建华借债20余万元,几近家破人亡。请人写一份起诉书,费用多则4000元,少则2000元,一份上访材料100元,电脑打字,一张5块,复印3每张毛钱。査建华说:“这些钱有些是借的高利贷,借5000元,一年的利息就是500。借条我都好好留着,万一我牺牲了,这些钱都要还的。”

  2010年,在浒墅关、通安镇等地采访的日子,像查建华这样的上访者我接触了很多。我背着几十斤的上访材料,像背着一个炸药包,内心惶恐、五味杂陈。每张纸都像一团火,绝望后的自焚,上百人的上访,上访后的拘禁……上访者的种种遭遇,每天在脑海中翻腾,恍若身处乱世。

  在当地采访,我同时也看到,那些新修的绵延数公里、定居数万人的农民集中安置小区,还有那些被废弃的村庄,满目疮痍,杂草丛生,似乎已荒凉多年。这一切,都与一个被官方概括为“三集中”的发展模式相关。

  这是一种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化的“新苏南模式”:农民集中住进小区、农村土地集中经营、工业集中进园区。这种模式,以其获取农民土地之简易、提升GDP之高效,一度为全国各地效法。当然,“三集中”也是当地近年访民大增的原因。

  这个地方,称做苏州。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和枫桥夜泊、寒山钟声,桃花庵主的风流洒脱、陆文夫的小巷美食、古诗里杏花春雨的意境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个温柔富贵之地,崇尚恭顺贤良的人转而上访,并酿成大规模冲突,不禁让人扼腕长叹。

  在苏州采访的日子,置身于大规模“散步”的农民行列。我一直百思不解,疑惑重重: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难道非要以农民的生存危机、利益受损为代价吗?这种罔顾事实、根本不触及实质矛盾的强力维稳机制,到底会把整个中国带向何方?

  每念及此,我就会自然不自然地想起,三百多年前,同样发生在苏州的《五人墓碑记》的故事。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责任编辑:常红晓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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