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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被指仍遇政策歧视 学者建议学台湾

2015年05月19日 11:22 来源于 财新网
在中国,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地位倒置,虽然中央政府反复表示支持社会资本办医,但民营医院发展仍有重重障碍

  【财新网】(记者 李妍)新医改以来,国家政策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束缚正逐渐松解,但在获得诸多利好政策支持的同时,对于民营医院的定位,业内仍未达成共识,基于此的政策障碍,也成为难以突破的“玻璃门”。

  5月16日,财新传媒与GE医疗在上海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新常态、新生力、新发展”的“2015民营医疗发展高峰论坛”,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认为,在中国,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地位出现了倒置,政策障碍“玻璃门”成为阻碍民营医院发展的重要原因。

  就自己举办民营医院的实践经验,瑞慈医疗集团董事长方宜新例举了现实当中的种种制约。李剑阁表示:“政府把自己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放出来,民营医疗就活了。” 中欧商学院教授、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则建议中国大陆应该学习台湾经验。

  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地位倒置

  长期以来,在中国,公立医院占据医疗资源的绝对优势地位。根据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营医院蓝皮书: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民营医院近年来每年以17%左右的速度增长,截至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民营医院数量已达11514家,数量占全国医院总数的46%。但民营医院整体规模仍然偏小,服务能力不强,有86%的医疗机构规模床位数不到100床。

  蓝皮书指出,在民营医院迅速发展表象之下,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难与公立医院分庭抗礼,并指出目前优质民营医院规模不大且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新增医院中公立医院改制的比重在持续增加。

  对于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的地位关系,李剑阁表示,官员、医院院长、民营资本和研究学者的态度大有不同。“官员表达出的态度就是,觉得现在民营医疗有一个泡沫,没那么大的空间,是被虚夸的事情。我接触别的人,他们觉得这个潜力极其巨大。”

  在中国,民营医院一直被视为公立医院的结构性补充而存在。中欧商学院教授、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在中国,仍需要对民营医院的地位及作用进行常识性教育。“我们过高夸大说医疗有很多特殊性,强调到非要政府起主要作用,强调了它的公益性,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我觉得在医疗行业,基本的原则应该是遵循如果市场能够做好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社会能够做好的事情应该让社会来做,市场和社会没法做好的事情政府来做的关系,但是现在在医疗当中是倒过来的,政府公立医疗把大部分事情先做下来,让社会资本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30多年前,台湾的医疗发展和目前大陆的情况一样,公立医疗占绝对压倒地位,但如今,台湾民营医疗占70%-80%的比重,社会医疗越办越好。蔡江南认为,中国大陆也应该走向这条路。

  “中国的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绝大多数来自病人和医保,政府拨款只占10%,这种收入结构从国外来看就是民营医疗的收入结构。”蔡江南介绍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我个人的看法,咱们其实一部分公立医疗是可以做成名副其实的公立医疗,真正是来拾遗补缺,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情。”

  政策瓶颈卡在哪?

  2013年年中,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其中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多项具体措施。2013年10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40号文件),首次提出“健康服务业”这一全新概念,并表示社会资本可以“非禁即入”。最具诱惑力的则是文中提出的8万亿元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大致会接近中国全年GDP的1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从近年来的文件政策来看,中央对民营医疗的支持力度正逐步加大,但诸多业内人士认为,政策障碍仍是阻碍民营医疗发展的重要原因,很多看不到的“玻璃门”使民营医疗难以进步。

  以肾透析为例,在日本,有很多国家设立的肾透析网点,以便肾病病人及时透析。“我看过一个统计数据,中国肾病患者2000万,需要做透析的是300万,得到透析治疗的只有40万,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有260万人因为没有得到透析随时可能因尿中毒而死亡。”李剑阁分析说,“有很多民营资本很愿意加入到肾透析的医疗服务,中央很多政策已经放开,但是地方的医疗机构和主管部门重重设障,它认为这个要放开以后会对公立医院的患者来源产生争夺,不愿意放开。”

  李剑阁表示,政府应该把自己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放下来让老百姓办、让社会办、让民营资本办、让慈善事业办。“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又想管,又想管死,结果造成了其实民营资本也在那儿存活,但是有可能是野蛮生长。”

  从前年开始,于莺、张强等医生陆续走出公立医院体制,希望通过自办诊所寻求到新平台的发展,但经过反复尝试,二人均放弃了这一想法,其中,行政审批是最大障碍。蔡江南分析说,“北京的规划没有明确禁止说五环之内不能办私人诊所,拒绝的理由是,规划上没有明确的说是可以办诊所,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民营医院限制住了。”

  “玻璃门”障碍让瑞慈医疗集团董事长方宜新深有感触,“作为民营医疗机构,第一个打交道的是发改委,发改委常以区域规划为由说不可以办民营医疗,因为已经有公立医院的。这里有医院了再办怎么能赚到钱?”方宜新认为,“赚不赚到是我的事,这个不行就再说,医院和医院之间要有距离限制,这导致民营医疗也没有办法办。”

  在审批程序上,各地政策不一,北京、上海等地都要求先办民营医疗执业许可证,再办营业执照。“这意味着,民营医疗机构要先花钱招人,最后才能办营业执照,没有公司,先做公司行为。” 方宜新说。

  在关键的医院选址问题上,民营医院也身处被动。“现在基本上政府把我们民营医疗定的是拾遗补缺,这个地方如果在新城区,没有人的时候会邀请你过去,给你一个图纸说,这里多好,来办一个医院,为什么请我们呢?公立医院不想办请我们办,一旦人气旺了之后,它会说,这个地方按照医疗布局公立医院需要布一个点。” 方宜新直言。

  民营医疗采购设备,也不能按照市场原则,自由购买。方宜新说:“我们买设备,首先要取得政府的许可,大型设备要配制,配制完了之后才可以买设备,进出口全是由政府指定的部门完成,品牌也有规定。现在有进步,进出口采购没有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品牌,但是还要国家许可才可以购买。”

  此稿为财新网健康频道“无恙”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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