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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挤压寒门子弟?研究揭百年中国教育精英来源流变

2017年06月29日 08:28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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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5年到2014年的150年间,中国“教育精英”的家庭、地理来源呈现四个阶段的明显分异。进入新世纪,家庭的经济文化资本作用日益凸显
寒门出贵子是否越来越难?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近日的公开访谈再掀对此的讨论。

  【财新网】(记者 陈少远)寒门出贵子是否越来越难?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近日的公开访谈再掀对此的讨论。

  “现在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熊轩昂用自身教育经历做对照,指自己因生活在北京,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得天独厚的条件,且出生于中产家庭,外交官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学习上“走很多捷径”。

  他也坦言,自己在教育上所享受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和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

  什么家庭出身的孩子可以上好大学?寒门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渠道是否越发收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李中清等人新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从1994到 2014 年,随着各地有产家庭的迅速增加,其子弟通过“重点高中”成规模地进入了精英大学,成为教育精英的主体,在其统计口径中,这一比例大于 50% 。

  这份发表在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上名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 - 2014) 》的研究分析了从1865年到2014年来中国“教育精英”的家庭和地理来源,以展现中国在150年间的社会流动。

  该研究量化分析了包括清代分省举人数据库、全国各档案馆所藏民国大学生学籍材料、1949年建国后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两校大学生学籍卡资料等在内的大规模微观数据。

  上述研究发现,在此150年间,伴随中国社会革命和转型,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呈现多次结构性转变,具体表现为:1865 - 1905 年,中国教育精英中超过 60% 是官员子弟;到了 1906 - 1952 年间,超过 60% 的教育精英换成了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弟;再到 1953 年 - 1993 年,超过 40% 的教育精英是工农无产者子弟;而到最近的 1993 - 2014 年,则有超过 50% 的教育精英是新时代的有产者子弟。

  “精英群体来源结构转变和新兴精英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往往被视为 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建立于考试机制之上的中国教育精英选拔,也被研究者认为与晚清的国家新政、民初的资产阶级建国、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等重大社会革命和转型阶段相互交织。

  考试制度生产教育精英

  上述研究得出论断,从1865 到 2014 年,中国“教育精英”来源多样,具有较强流动性与多元性。

  中国“教育精英”在150年里跨时空的可比性基于“塑造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客观考试机制”。梁晨等人指出,虽然从晚清至当代, 随着国家和社会历史变迁,以及教育传统和考试制度的演变,中国“教育精英”的内涵与实质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其都是客观考试系统中的成功者,“彼此间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获得路径”。

  中国主流学界不乏研究者关注考试机制对中国社会流动的作用。以高考为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曾在公开采访时指出,1977年恢复高考,通过制度化的吸纳机制,“启动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性”,极大消解了当时因普遍看不到“出路”而蓄势待发的中国社会的紧张状态。

  梁晨等人也认为,自唐代确立的全国性科举制度和考试文化作用下,传统中国的教育精英们虽然最终仍要依附或转变成政治精英才能进入社会上层,但统治精英群体并非只是来源于权力阶层,从而“减少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

  在其进行的这项研究中,“教育精英”群体包括科举制下的功名获得者以及在高考制度下进入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

  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精英已与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并列成为三大精英群体。”梁晨等人试图论证,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持的相对客观的考试具有开放性,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教育精英群体。 而这一相对开放的精英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对社会阶层流动影响深远”。

  现代中国教育精英呈现官商子弟迭代

  若考虑地理来源,上述研究发现,在1865 -1905 年的第一阶段,“教育精英”基本由来自全国的官员或中高级士绅子弟构成,这一比例大于70%。而清代官员的地理来源结构相对广泛和稳定,结构性变动甚少,得因于科举选拔实行的“解额制”(均衡进士名额在各省的分布)。

  而在科举废除后 的1906 - 1952 年,中国“教育精英”转为以地方性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为主,且集中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一比例超过60%。

  在“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上,因为知识、学术和才能的定义与价值取向发生转变,1906 - 1952 年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相应数据的量化分析表明, 在此阶段进入精英大学的大学生其家长职业结构与传统时代相差很大,以商人及以金融人 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为主体的专业职业技术人员群体子弟占据优势。

  1952年后教育界掀“无声的革命”

  梁晨等人发现,到了第三个阶段,在1953至1993 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重要来源,这一比例超过40%。

  梁晨等人认为,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重建,新的大学统招统考制度建立以及各级教育的扩展普及等多重因素,才出现了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根据一所国家级精英大学北京大学和一所地方省级精英大学苏州大学1952 年以来全部本科生学籍卡所做的分析, 梁晨等人发现,由于受“出身照顾”政策的影响,20 世纪 50、60 年代高校新生中工农无 产者子弟的比例迅速提高,“很快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都达到了垄断地位”。

  而1978 年恢复高考并取消出身照顾政策后,工农无产者子弟依旧是大学生的重要来源,且在地方高校中的优势更明显。

  此外,大学统招统考制度重新按地区划分名额及以行政手段明确招生时依据家庭出身对工农子弟等给予照顾等一系列措施使 1952 年以后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也出现新转变,精英教育再次覆盖全国范围的人口。

  “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教育精英中的工农子弟几乎都来自前一个 时期的非教育精英家庭,是当时社会的中下层或底层,因此这一时期中 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转变是相当巨大。”梁晨等人得出论断。

  上述研究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教育普及和客观考试的配合对维持教育精英来源的多样性和活力颇为有效。 梁晨等人曾在此前的著作中,将此形容为一场“无声的革命”。

  大学扩招后,有产者子弟优势明显

  而到了1994 - 2014 年的第四个阶段,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高考招生制度的调整(如收费制度的确立等) ,在中国“教育精英”群体中出现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的现象。

  同时,研究者还特意指出,这一阶段获得教育精英身份的农民子弟很多还是来自农村相对有条件的家庭,包括一定的经济条件和较高( 高中及以上) 的父母教育水平。

  具体表现为,1995 年以后高校普遍 扩招,在以北大为代表的国家级精英高校中,干部子弟、专业技术人员等新时期的有产者子弟所占比例具有明显优势,是学生来源的主体。其中 工农等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与 80 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至少在 2000 年以前还保持着超过 30% 的比例且较为稳定”。

  梁晨等人指出,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能继续维持下去,除了和客观考试制度相关外,可能也受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起出现的留学热潮的影响,“但具体影响还有待研究”。

  财新记者梳理,对于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的分层作用,中国学界不乏社会分层理论的拥趸,认为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和高考扩招后,对于上精英大学,家庭的经济文化资本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大学教育已表现出促进并固化中国社会分层的趋势。

  此外,基础教育阶段机会城乡不平等、重点学校选拔制度、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被认为对此有所作用。

  自主招生制度对优势家庭子弟有利

  在这项研究中,梁晨等人还指出,自2003年起中国高校启动“自主招生”,且这一比例一再提高,“对教育精英中无产者子弟的压缩效果相当明显”。

  有中国精英高校在招考制度改革中提升自主招生比例,甚至达到1/3左右,“这种新制度对具有文化资本优势或有产者家庭子弟更为有利”。

  梁晨等人援引学者刘丽敏的一份研究数据,在2007、2008 两年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中,58 所被北大确定为有“校荐”资格的高中用去了超过一半的北大自主招生名额,但这些学校完全以北京为主, 黑龙江、湖南、辽宁和浙江各有 4 所,上海只有 1 所,江苏等地没有。

  另一份研究的数据则显示,在北京大学2007、2008 两年的自主招生中,在 20548 名申请者、5003 名笔试参加者、2189 名面试参加者到 1602 名最终录取者中,来自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比例越来越高,“家长来源明显集中于行政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

  梁晨等人认为,若自主招生制度的比例继续扩大,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模式“显然要发生彻底改变”。在新的招生制度下,很多地区过去相对均衡的名额比例被打破了,“一些地区正逐渐从北大原有的国家模式中弱化,甚至消失”。

  上述研究还提出,在高考招生中推行的“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家庭来源,尤其是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弟予以优惠,可能还需要谨慎观察”。

  中国社会较西方发达国家更具流动性

  该研究提出论断,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教育精英群体发生了空前转变,不仅规模迅猛扩张,而且社会和地理来源格外多样,其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是中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进程并保持社会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推力之一。

  “相对开放的精英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梁晨等人认为,至少部分是因为考试标准、教育资源的获取和选择性录取过程的转变,150年间,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在不可避免的重叠或 延续的同时,更多出现了“ 新家庭” ,“呈现出新、旧精英不断交替的过程”。

  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社会精英身份遗传性强、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精英来源的结构性转型更加困 难,若非通过大规模吸纳人才移民等其他机制,“社会活力必然有限”。

  

责任编辑:任波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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