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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泉控股强迫交易案一审被罚600亿元

2018年10月12日 12:2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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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冻结在案的被告单位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近18亿股方正证券股票的价值,扣除其投资款61亿元后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18年10月12日上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今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的被告单位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被告人郭汉桥、赵大建强迫交易,被告人赵大建、单蔚良、杨英、吕涛挪用资金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记者 崔先康)外逃中国商人郭文贵旗下的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及高管强买民族证券、挪用20.5亿元资金一案,2018年10月12日在辽宁大连一审公开宣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政泉控股罚金600亿元,郭文贵旗下公司高管郭汉桥、杨英、吕涛及民族证券原董事长赵大建、原副总裁单蔚良等五人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和挪用资金罪获刑。五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此外,大连中院判决表示,对冻结在案的被告单位政泉控股持有的17.9亿余股方正证券股票,扣除其投资支出的60.9亿余元后的所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被挪用未归还的资金16.3亿余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单位中国民族证券有限公司(下称民族证券)。

  这是涉郭文贵的系列案中获得宣判的最新一起。涉及的主要事实是郭文贵通过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等人,采用逼迫威胁竞争对手等手段逐步取得民族证券股份,控制民族证券之后挪用20.5亿元资金。此前的8月20日,大连中院曾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

  大连中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政泉控股采取威胁手段,强迫他人转让公司股份、放弃优先购买权及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情节特别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郭汉桥作为政泉控股的投资顾问,受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指使实施强迫交易行为,系被告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赵大建受郭文贵指使,予以配合并提供帮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强迫交易罪。赵大建和时任民族证券副总裁的被告人单蔚良、时任民族证券财务总监的被告人杨英,利用担任民族证券高管的职务便利,伙同时任盘古氏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被告人吕涛,受郭文贵指使挪用民族证券的资金,归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进行经营等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挪用资金罪。

  大连中院表示,被告单位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通过马建等人进行干预,或者指派公司人员直接施压等方式,在公司收购股权、增资扩股等多笔交易和经营环节,多次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施压、威胁,排除竞争对手,损害他人合法经营权益,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危害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对被告单位应依法从重处罚,对其因强迫交易所获取的违法所得应予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郭汉桥、赵大建、单蔚良、杨英、吕涛均系受郭文贵指使实施强迫交易或挪用资金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均系从犯;且到案后均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除政泉控股以强迫交易罪被判处600亿元罚金外,郭汉桥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0万元;赵大建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5万元,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单蔚良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杨英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撤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3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中以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的缓刑部分,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已缴纳);对被告人吕涛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强买股份入场

  根据财新网此前报道,2009年左右,在盘古大观及金泉广场等房地产项目上渡过难关的郭文贵,开始将目光放至现金流更充裕的金融机构。此前的2008年4月,国务院正式颁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监会对证券行业提出了“一参一控”的政策要求,即一家机构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郭文贵从中嗅得商机。

  2009年12月,政泉控股的前身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统称政泉控股)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控股浮出水面。

  据此次大连中院审理认定,2009年,郭文贵获知石家庄市商业银行欲转让其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权消息后,指使郭汉桥、赵大建具体负责操作收购该部分股权。因民族证券股东东方集团不愿放弃收购,郭文贵遂找到马建,马建指派时任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高辉、满永平,郭文贵指派郭汉桥,多次到东方集团威胁该集团负责人,迫使东方集团放弃了优先购买权。之后,政泉公司以2.9亿余元的价格收购了上述股权。

  此前在庭审中郭汉桥、赵大建等人的证言显示,2008年因为“一参一控”政策的出台,首都机场集团必须处理民族证券股份,郭汉桥和赵大建认为是转入金融行业的好机会,建议郭文贵收购并获得当场同意后,赵大建提出存在的困难,因小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果小股东不放弃,政泉控股将难以收购,加之政泉控股是私企,证监会不会同意没有资质的民企也收购国资。“郭文贵就说,他和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是好朋友,如果有人跟我们竞争或者阻拦收购,就找马建出面。”

  此后,赵大建向郭汉桥、郭文贵提供了民族证券小股东石家庄商业银行出售股权的信息。郭汉桥表示,“郭文贵命令我立刻着手办理。东方集团的张宏伟不放弃,我和赵大建找张宏伟谈的话。”

  面对中途杀出的郭文贵,东方集团被迫退出。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的证言表示:“我集团和石家庄商业银行谈好了收购股权的条款,准备了充分的资金,挂牌公示的最后一分钟,政泉公司报名摘牌和我们竞争。第二天,国家安全部高辉副处长等人,对我明确表示说不要和政泉公司再竞争,放弃优先购买权,一直给我压力,最后我们被迫放弃收购。”

  控股民族证券

  以取得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6.81%民族证券为跳板,一年后,郭文贵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下称首都机场)持有的61.25%股份。

  由于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不符合“一参一控”政策规定,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的股权转让,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控股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至少应该值30亿元以上。首都机场的16亿元挂牌价被认为是“白菜价”。

  但是,在郭文贵施压下,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导致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时,无人摘牌。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原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控股提交了受让申请,其余四家均屈从于郭文贵的压力被迫弃权。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控股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

  这一强迫交易的幕后过程得到大连贵院判决的确认。法院经审理认定,2010年,在首都机场转让其持有的61.25%民族证券股权的过程中,为确保收购该部分股权,郭文贵找到马建,通过指派高辉、郭汉桥与首都机场负责人谈话进行威胁等方式,迫使首都机场设立有利于政泉公司的受让条件。同时,郭文贵在得知东方集团有意参加本次收购后,又与马建分别指派高辉和郭汉桥、赵大建到东方集团对其负责人直接进行威胁,逼迫东方集团再次放弃了优先购买权。之后,政泉公司顺利以16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上述股权,所持民族证券股权增至68.06%,成为控股股东。

  庭审中郭汉桥的证言显示,首都机场的出让条件是由政泉控股方面设置的。“郭文贵让我设置受让条件,排除其他公司参与竞买。条件非常苛刻,变相就是要将股权转给政泉。因为安全部高辉等人出面,首都机场不敢对抗,就被迫按照我们设置的受让条件。”

  首都机场手中的股份挂牌后,郭汉桥和赵大建等人再度出面做工作,让各个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郭汉桥表示:“只有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坚决不放弃,为这事我找过他最少三次,每次都实施了威胁,张宏伟还是不放弃。郭文贵说他会让安全部的人再去向张宏伟施加压力。”

  在马建等人的施压下,张宏伟最终再度被迫放弃。他表示:“马建又因此事多次约我见面,让我放弃收购,我集团迫于压力,放弃了收购。”

  2013年,经郭文贵积极推动,民族证券召开股东会,决定分两批增资扩股,在政泉控股第一批增资完成后,郭文贵指使赵大建以民族证券的名义,向原定参加第二批增资的东方集团等公司发函要求不得增资。

  法院审理认定,在遭到东方集团拒绝后,郭文贵和马建指使赵大建、高辉到东方集团威胁张宏伟,强迫东方集团放弃了增资。2014年,政泉控股所持民族证券股权增至84.4%。

  2014年8月,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完成并购重组,方正证券收购了民族证券100%股权。通过本次重组,政泉控股原持有的84.4%民族证券股权置换为17.9亿余股方正证券股票。2015年8月,上述政泉控股持有的方正证券股票被大连市公安局冻结。

  大连中院表示,经鉴定,至案发时,政泉控股通过上述强迫交易犯罪行为获利总金额为119.04亿元。

挪用20.5亿元

  民族证券的现金流是郭文贵觊觎的主要目标。在控制民族证券后,他把民族证券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合并后、董事会尚未改选前,郭文贵对民族证券的管理人员仍具有一定的控制力。2014年9月,郭文贵因其实际控制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盘古氏公司)、政泉控股等公司资金紧张,授意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时任民族证券副总裁单蔚良和时任民族证券财务总监杨英利用民族证券这一平台为其筹集资金。

  据大连中院审理认定,单蔚良设计出以同业存款形式转移资金的思路,并联系了具体的业务操作机构恒丰银行,该思路得到了郭文贵的认同。经郭文贵同意,在未经民族证券股东会、董事会研究同意的情况下,赵大建利用其担任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签章确认同业存款协议、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合作总协议及付款指令;杨英利用其担任财务总监的职务便利,负责筹集资金、内部审批以及对外转款;时任盘古氏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被告人吕涛受郭文贵指使,负责寻找符合条件且可控的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几人分工配合,以民族证券与恒丰银行签订同业存款协议为掩护,与恒丰银行私下签订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于同年9月至12月期间,分七笔将民族证券自有资金共计20.5亿元先行转移到四川信托。

  之后,通过福建光明石业等公司与四川信托签订单一信托贷款合同的方式,上述20.5亿元被转出。郭文贵安排将其中19.5亿元转移到盘古氏公司和其实际控制的郑州裕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郑州裕达国贸酒店有限公司等,用于还款、还贷以及其他经营活动;另有1亿元经郭文贵同意挪给光明石业使用。

  据财新记者之前的调查,民族证券该笔20.5亿元资金的违规使用很快即被发现,在2014年度财报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具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民族证券2014年12月31日账面列示在恒丰银行存放的20.5亿同业协议存款,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函证程序时,仅取得了该行资金运营中心出具的《资金证明》,未能取得符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询证函。

  2015年9月,因上述20.5亿元被挪用等问题,民族证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2016年1月8日,上述七笔信托投资计划合计20.5亿元全部到期。大连中院表示,经鉴定,截至2017年2月15日,民族证券已收到还款共计4.1亿余元。经核实,未收回款项共计16.3亿余元。法院判决对被挪用未归还的这笔款项继续追缴,返还民族证券。

责任编辑:高昱 | 版面编辑:张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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