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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血案”的犯罪心理学分析

2011年10月08日 16:33 来源于 财新网
个体常常攻击对其造成直接挫折的对象,以及他力所能及的对象。于是,医生徐文就成为“替罪羊”
2011年9月19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悬挂的为徐文祈福的条幅。 新京报王嘉宁/CFP

   【财新网】(特约作者 武伯欣)在手术前,“同仁血案”行凶者王宝洺的职业体面,日子富足。可是一场大病,就让他不得不依靠低保维持生计。王宝洺的遭遇是一个因病致贫的故事,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没有提供应有的保障。可是,他从心理归因上,却把疾病以及后续的遭遇都归于医生,于是就有了此后的“同仁血案”。

   其实,对个人而言,患了癌症,治疗是为了延续生命,而期望根治只能排第二位。这是根治依赖于医疗技术发展的水平,医生对疾病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患者应该充分认识癌症的危害,不能有过多和过高的期望。

   王宝洺为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是通过关系才找到大医院的名医徐文,对治愈持有很高的期望。在手术前后,他渴望有机会和徐文大夫交流。这是合理的要求。但是,他并不能理解目前中国的医疗现状,徐文也不能像他期望的那样,与其常常见面,充分沟通。

   从统计学上看,社会上很多人对医疗的渴求度是处于较高水平的。如果对生老病死有科学的认识,保持适中的渴望,心理落差就不会太大。不过,王宝洺的渴求度,确实超过了一般人的水平。尤其这背后,还有自己的事业和可观的收入来源,他恨不能一下子解决病症,重新讲课。他对家庭,对未来的生活仍然保持着美好的向往。

   中国的老百姓对医疗服务都有较高的渴求度,可是,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都跟不上。如果这种渴求得不到及时满足,或者满足度较低,个体和群体就会产生整体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会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受挫感,当负面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

   尽管徐文在诊治王宝洺的过程中尽心尽力,但是,王宝洺并不能理解,也很难接受最后的医疗结果。于是,受害的想象占领了他的心理空间。

  在和医院交涉无果之后,他寄望于打官司,希望讨个说法,让心结得到化解。他提起诉讼,这说明,当时的王宝洺还是很理智的,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非采用暴力。但是,司法部门却处于“失能”的状态,法院一拖再拖,三年都没能解决。

   当一个人的不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要寻找某个出口。否则,心理失衡,其行为肯定会失范。当王宝洺感到万念俱灰的时候,就应验了一句话,“有权的用权,有钱的用钱,什么都没有的就用拳头”。

   徐文的伤情显示,“刀刀见骨”,可见,王宝洺砍人的时候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不排除,王宝洺在案发前,对徐文出诊的时间、地点都有探查。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很多细节,还需调取同仁医院的监控录像。不过,从自己家到同仁医院的路上,王宝洺在犯罪动机上处于主动调控状态,行为很有节奏,动机自我助长,始终没有消退。

   他把所有的仇恨、不满,都发泄到最初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徐文身上。尽管,是迟迟不能开庭的医疗官司让他彻底绝望,低效的医保制度也让他感到失助,他承担了高额的治疗费用,陷于经济困境。

   为什么王宝洺没有去政府机关或法院实施暴力?这是因为,个体在无助中,常常选择攻击对他造成直接挫折的对象,以及他力所能及的对象,通常是比他更弱的人。于是,徐文医生就成为“替罪羊”。

   这起案件表明,不管是警方、检察院还是法院,都应该充分行使职能。如果案件久拖不决,或者司法不公,民众对司法解决纠纷一旦失去信任,对法治的信仰变成了对暴力的推崇,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经常用个人恐怖来宣泄不满。■

  (作者为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

责任编辑:常红晓 | 版面编辑: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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