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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何处去?小作坊vs大工业化

2016年05月06日 11:20 来源于 财新网
从二战开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根本性变化:科学研究主体从个体方式转向群体形式。这个变化影响到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

  撰文 | 徐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 李晓明

  中国科研人员的神经又开始紧绷了,因为中国科技体制正在进行一场变革,而改革的方向关乎每个科研人员的未来。这场改革涉及到科研的方方面面,涉及不同层次上的问题,大到科研组织和实施的形式,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相对地位,小到每个科研人员业绩考核和工作待遇。这里,我想先谈谈对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一些看法。

  从二战开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根本性变化:科学研究主体从个体方式转向群体形式。这个变化影响到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研究的构成要素和科学家的荣誉归属。个体方式类似小作坊,群体方式则像工业化流水线。

  我是一个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常常惭愧本学科研究方式的原始性。古生物学研究一般采用作坊式的工作模式,大多数学者都是“自说自话”,带学生也是手口相传。其实,除了古生物学,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某些方向,也保留着小作坊式的工作模式。

  相比而言,大多数科学分支现在采用的是工业化模式,规模有大有小,可以粗分为小工业化和大工业化两种模式。前者像现在流行的PI制,一个研究课题组常常由几类人组成:负责人(也就是所谓的“老板”)、骨干成员(常常是副教授)以及博士后和研究生。他们有明确分工:负责人主要任务是确定研究方向,寻找基金支持,骨干成员则负责项目具体实施,而博士后和研究生就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大工业化模式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以大型课题组、研究中心、实验室或者大型研究计划为代表,比如美国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

  相对作坊式的科研,工业化模式更符合现代科学分工更细,问题更复杂,技术手段更专业,学科交叉性更强的特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科研已经从“智力核心型”转向“资本核心型”,科研产出和资金投入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作坊式科研,也就是依赖个人好奇心驱动和科学家个人能力进行探索,已经很难在现代科研体系中生存,集体的力量于是乎显示出其巨大优越性。

  那么,我们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强工业化模式呢?

  其实,新中国科学组织形式很早就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以至于作坊式的工作模式在中国一直没有市场,新中国的主要科研成果都是工业化模式的产物,尤其是大工业化模式的产物,像两弹一星和人工胰岛素合成。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研究计划的一员。在改革开放时期,大工业化模式一度让位于小工业化模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科研总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产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成果不多,离领先世界差距很大,于是,呼吁更加倚重大工业化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大。

  实现领先世界的科技需要许多条件,最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氛围。姑且不谈这些,先来看看科研组织模式,讨论一下大工业化模式是否更好?

  大工业化模式当然有其优点,尤其是在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方面,能够集中资源,快速取得进展,这已经为新中国早期科研历史所证实。甚至美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头羊,也在大工业化模式方向有一定发展,像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体制。但总体而言,在这种模式在整个美国的科研体系中占比小;而且也被证明,从投入产出上看,是效率不高的一种形式。

  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这里的科研体系主要以PI制为主要形式,甚至更加分散化,非常强调个人探索。其实原因很简单,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无法预知的,科学研究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家的自由思维。重温科学发展史,人们几度以为科学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最终却发现,我们离完全认知这个世界还距离甚远。科学的这些特点注定,强调个人探索的机制将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只有这种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让人类的思维最大程度地在未知领域遨游。

  其实,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中国科研体制的集中度其实已经很高了,包括国家扶植重点的设计、整体的项目评审以及全国性的奖励荣誉等许多方面,已经非常倾向于集体,尤其是倾向于大型机构和重要团体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个体的作用非常微弱了,资源和荣誉的分配与科学家本身关系并不密切,而是与组织和机构的关系更紧密,这很难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这样集中式的管理,往往会带来外行领导内行,小群体绑架整个科学界,以及相对于科学本身,科学家更看重利益和荣誉的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未来的科研改革更加倾向于大工业化模式,那么在中国未来的科学发展中,科学本身,科学家的原创贡献,将占比越来越小。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文化的原因),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本来就相对缺乏,加之体制的束缚,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潜力其实一直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解放了农民的巨大生产力,从而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体制上全面鼓励中国科研工作者进行个体探索,也许能够真正启动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

  一个健康的生态体系,一定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和鼓励各种形式。大工业化模式当然要发挥其重要作用,但一定不能是整个体系的主角;只有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体的作用,才能真正激发整个体系的活力,才能让中国的科研体系以最大效率进行运转,能够给中国的科研带来一个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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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筝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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