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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自杀”案采访手记】记者不是福尔摩斯

2011年09月18日 18:00 来源于 财新网
采访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我不用想着去调查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因为这实在是个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事儿

  【财新网】(财新记者 王婧)我特别不喜欢采访这种“非正常死亡”的题材。因为我清晰地知道,读者希望看到的,是媒体能够就“自杀”还是“他杀”,做出一个独立的调查,最好能够印证出自己脑海中推断的那个过程。但我做不到。

  2009年底,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离奇死亡。在公安机关的解释中,杨宽生最先用刀割颈部和左手上手腕,未自杀成功。随后,杨右手持刀割破左手下手腕,连续割了几刀,再用剪刀剪断动脉。杨在割破手腕后,还尝试了触电身亡的方式,仍未成功。杨在大量流血虚脱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并未死亡。随后他选择了跳楼,第一次并未翻过阳台,在掉回阳台内侧后,杨第二次攀爬时才从阳台坠下。“在下坠时,还被二楼的遮阳板剐到”,这是其肩部淤血的原因。

  我和所有的读者一样,从未见过这么稀奇古怪的“自杀”。与此同时,“政治谋杀”这一坊间说法已经上了各大网站的首页。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得让编辑派我去现场,我幻想着自己能成为福尔摩斯,通过蛛丝马迹,找到杨宽生“死于谋杀”的证据。

  编辑给我泼冷水,让我不要抱啥期望:“要推翻公安机关已经有的结论,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否则,你的结论比公安机关的结论更站不住脚。”

  我到达当地的时候,案发现场已经不存在。我问家属是否有尸检报告,家属说,只见过自杀结论,从未见过尸检报告。

  物证缺失的情况下,我想到了人证。据死者的一名学生称,在尸检结束的第一时间,他曾经反复问过尸检的法医,法医给他很肯定的结论,“这是他杀。”我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名法医,他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官方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吧。”

  此后,我再也没有能够和他通上话。我还试图寻找杨宽生死亡时的目击者,但因为事发清晨6点,只有人见到他坠楼后的样子,至于此前几十分钟的时间内,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告知。

  我的最后一线希望,是找他的亲人和当地政界人士,聊聊是否有他杀的线索。这一聊,各种版本的故事都出来了,但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没有任何可相互佐证的事实。

  我在公安系统的朋友曾经告诉我,物证是“强证据”,人证是“弱证据”。大意如此,专业术语我不大记得。

  我最后给北京的刑侦专家和痕迹学专家打了电话,我想问问他们,官方披露的信息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漏洞?很遗憾,专家们说,没有。

  专家说:“你要让我找漏洞,至少也要给我看看尸检报告吧。连主体都没有,哪里来的漏洞?”我咬牙说,我给你找!专家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拿给我的报告,他们没改过呢?这东西不到现场去看,谁能判断啊?”

  我的“福尔摩斯”幻想就此破灭。

  2010年底,浙江乐清访民钱云会离奇死亡,死时胸颈部被车轮碾压,双腿拱起,呈匍匐状,官方称是这是“交通事故”,但坊间认定是“谋杀”。我对调查是否交通事故没有任何的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完整的证据链和逻辑链。

  这次编辑鼓励我说,2004年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就找到了一个宝马车的技术专家,给出了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后来那个案子启动了再调查的程序。

  后来此事的新闻发布会,我忍不住还是去听了下。浙江乐清警方公布了整个侦查过程,结论当然还是“交通事故”,但对警方给出的证据链和逻辑链,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因为我找不到疑点。在警方的证据面前,不能不承认自己此前的推理可能是幼稚的。

  2011年8月底,接到编辑电话,让我去湖北公安做谢业新的案子的时候,我已经本能地知道,不用想着去调查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因为这实在是个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事儿。

  但当我见到他家属时,第一句话我问的仍然是:“尸检报告拿到了吗?”答案当然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没有。”

  于是,我只能又一次放弃担任“福尔摩斯”,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责任编辑:常红晓 | 版面编辑:林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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