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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不明确 恐使反家暴法“没有牙齿”

2015年12月25日 18:03 来源于 财新网
正在审议的《反家暴法》草案新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但执行机构却未明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指出这可能造成执行难,称其“没有牙齿”

  【财新网】(实习记者 罗瑞垚)目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中二审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增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但执行机构却未明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指出,这样的法律“没有牙齿”。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此次《反家暴法》立法的制度创新。家暴受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禁止施暴人接近、再次伤害被害人,并责令其迁出受害人住所。保护令的申请人和裁定者均已明确,但由谁来执行裁定?

  对此,草案条文仅规定:“公安机关和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协助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指出,这使得“反家暴法没有武装起来,没有‘牙齿’”。他说,未规定执行主体,可能导致法院不执行裁判,应该协助的人也不管,“而且,如果没有写明执行主体,协助执行就无从谈起。”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杜黎明等多位参与草案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均建议,将此条文修改明确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公安机关应该及时出警,依法处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

  主张修改法条者认为,明确由公安机关对违反保护令的行为进行处理,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执法逻辑自洽;且更为简单、快捷,对施暴者的威慑力效果更好。

  全国人大法工委曾在福建莆田市城厢区法院调研中发现,自2008年该院被最高法院确定为人身安全保护令试点法院以来,城厢区法院共发出了63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只出现过两起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况,最终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还拘留了其中一位施暴人。

  在调研中,福建省高院、福建省妇联、莆田市城厢区法院均建议,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职责。

  草案中还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尚未构成违法或犯罪的家暴行为予以告诫,但并未明确告诫制度的法律后果。

  根据告诫制度的试点地江苏省的情况,告诫制度实施效果较好。江苏省公安厅建议,草案应进一步明确应当告诫的情形、出具告诫书的程序,以及违反告诫的法律后果。

  保护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大

  “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前提是不让家庭成为施暴者的庇护所,”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指出,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行为也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此草案里,将家庭生活成员以外“共同生活”人员的暴力行为,也纳入了“家庭暴力”的概念,意味着将同居关系包含其中。

  在草案的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陈秀榕等多位参与审议的人士建议,应该进一步将“前配偶”也纳入家暴的范围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调研时,江苏、福建等地均提出,实践中“离婚不离家”的情况普遍,即使分别居住,也可能因为子女抚养等问题经常发生密切接触,难免产生矛盾,一旦矛盾升级,出现暴力的情况很多。

  非政府组织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起人冯媛告诉财新记者,前配偶和同居关系类似,暴力行为都具有隐蔽性,行为可能反复发生且有周期性,没有外力介入的话,受害人很难摆脱施暴人。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谦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女离婚后,前夫总是以看孩子等各种理由上门纠缠,甚至殴打、强迫发生性关系。

  她曾多次报警,但警察认为二人曾是夫妻,还有共同的孩子,这样的事“管不了”。受害人甚至想过让当时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儿子去杀死父亲,后因其前夫车祸死亡,才避免了此一情境的发生。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介绍,一项对中部某县的调查发现,14%的男性受访者自述,在其一生中曾经实施过伴侣间的强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曾强迫女性伴侣做与性有关的事情。

  另一项在河北石家庄女子监区对女性服刑人员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服刑人员在亲密的伴侣关系中遭受性暴力的比例是20.9%。

  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等多位人士都提出,应当将“性暴力”也纳入家暴的范围。孙晓梅指出,性暴力既不同于身体暴力,也不同于精神暴力,有必要对其明确规定。

  据孙晓梅介绍,性暴力是目前一些试点法院判决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受害妇女最后选择以暴制暴的最主要的原因。

责任编辑:徐和谦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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