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巧家爆炸案

财新《新世纪》记者 任重远 张艳玲　　

　　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国土局5月16日为其遇难的职工胡宗玉举行了治丧仪式，鞭炮声传得老远。离开县城，搭乘摩托车上山，半小时颠簸之后，抵达巧家县惟一的殡仪馆。农民赵登用面目全非的遗体，至今仍停在这里。赵的家属不认同警方定性，拒绝签字领尸。

　　胡宗玉和赵登用均死于巧家“5·10爆炸案”——2012年5月10日上午9时许，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内，正在进行的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签字现场发生爆炸，4死16伤。

　　爆炸掀起舆论热潮。巧家近年来矛盾重重的征地拆迁，被认为是爆炸案缘起。警方反应迅速，指认赵登用为爆炸嫌犯。尽管有现场录像等资料为证，但作案动机诸多问题至今仍难释疑。

　　当地金沙江上白鹤滩水电站的修建，以及上级政府对城镇化指标的紧迫要求，让这个山区小县城不能左右自我，于近年驶入大拆大建的快车道，由此被改变的当地民生，终因一起爆炸案而被全国聚焦。

还原现场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与四川隔金沙江为邻，是云南经济社会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其前任市长王敏正，曾自称“全国最穷的地级市市长”。巧家则是昭通市下辖的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达57万，2011年财政收入仅有1.5亿元。

　　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是巧家县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挥部（下称指挥部）工作站所在地。爆炸发生当天，指挥部正召集白鹤滩镇迤博村4-6组的拆迁户们，到这里来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巧家县国土局三名工作人员张迎波、胡宗玉、刘明，当时坐在大厅中。他们的前面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桌子外沿距大厅门口只有一个身位，将门口完全堵住。

　　按照被喊到的号码，村民们陆续来到门前，和政府签署补偿安置协议，或对相关细节进行咨询，每批最多三家。其余等待的村民，则在院里阴凉处歇息，最近者距离门口也有五米以上。

　　一位名叫张永书的社区工作人员说，当时有五位村民在桌子前面，与国土局的三人交谈。据刘明事后回忆，他们还和村民们互相打趣，分一盒7元的红塔山烟。所有人都未留意，当日9时4分23秒，一位背着双肩包的男子来到大厅门前，于门口左侧倚墙而立——在此之前，他已在花桥社区的大院中徘徊了4分多钟。

　　但财新记者事后采访伤员时发现，除一位距离爆炸点较远的村民李德芳外，所有人对这位男子全无印象。

　　9时4分38秒，爆炸发生，两张桌子腾空而起，桌子周围的十个人，被冲击波抛向屋里和院外的不同方向。同时飞出的，还有几节残肢。屋内的天花板和院墙上全是斑斑血迹。一些外围村民的耳朵也被震伤。巨响之后，此起彼伏的哭喊声淹没现场。

　　桌子右边的村民李维友距爆炸点稍远，加上中间隔着的几人抵消了部分爆炸冲击，在震出去几步后，他很快回过神来，大声呼喊本在附近的妻子冉祎，在浓烟和火光中急切搜寻，等在大厅找到时，发现已是残骸。

　　李维友的嫂嫂邓国英，当时背着一个孩子，被爆炸冲击波往后抛出去几米，趴在院内的地上，几分钟后才爬起来。邓国英女婿唐天荣就在她前面，当场身亡。

　　爆炸外围的李德芳、古代春等人，都被震伤了耳朵。她们对现场的最深记忆，则是院里分落的几节残肢。其中一节残臂来自另一位死者赵登用，这成为警方提取指纹以确定身份的重要证据。

　　当天晚上8点多，因头部受伤，在送到昆明云大医院抢救三小时后，胡宗玉被医生宣布死亡。同被送来的，还有其他三位重伤员，其中县国土局的张迎波、花桥社区居委会的张永书，都因爆炸而损伤内脏，以致无法正常说话。

　　据官方事后统计，包括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胡宗玉在内，本次爆炸共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

爆炸之“源”

　　巧家县医院内有13名轻伤者。他们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为记者描述当时的现场，顺便对征地补偿抱怨几句。起初没有谁想到，实施爆炸的嫌犯会是那位名叫赵登用的男子。

　　爆炸发生的次日，即5月11日上午，巧家县政府即发布案件通报，称嫌犯为赵登用，实施爆炸案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审查中，没有发现他与案发现场的人和事有利害关系。

　　现年26岁的赵登用，家住洼落村张家梁子社。他2007年于巧家二中毕业后，由于未能考取大学，加上家庭贫困，便外出打工。爆炸发生时，赵登用已在县城白鹤滩镇迤博村7组的彭子祥家住了两年，每月房租85元，每天外出做苦力为生。据房东回忆，赵登用为人和善，没感觉有什么怨气，实在想不到他会去实施爆炸。类似的评价，也来自他的邻居、高中老师以及家人和工友。

　　警方几经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赵登用“作案动机仍然成谜”，只是拿出一些书证能证明，赵登用具有“悲观厌世、报复社会”的心理状态。这包括他高中日记里关于成王败寇的一些评论，以及部分态度消极的QQ聊天记录和空间状态，比如，“我啊，本来是好心人，可是，社会教我不要做好心人，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时，那些人又会好过吗”；“社会之残酷越来越让我要暴乱了。我不知道在我实在混不走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死在我的手下。不是能力决定一切。而是社会背景决定一切，难道这社会不会乱吗”……

　　这些文字最近的一段也发布于两年前。近期所有接触过赵登用的人都表示，没发现他有何反常。赵登用的妻子和两位哥哥，对于警方的结论始终报以强烈质疑：炸药是哪里来的？动机何在？他们坚持认为，赵登用是警方找来“顶包”的，只为转移当地拆迁矛盾。

　　在爆炸发生之初，一条流言曾在县城开始流传，并通过微博扩散到全国范围：一妇女因不满政府征地拆迁，怀抱一岁多的小孩，带上炸药包进入服务大厅的协议签订现场后，实施自杀式爆炸。相关媒体对该事件的最初报道，也引用了这一说法，一时间令当地政府陷入舆论漩涡。

舆论攻防

　　面对压力，5月11日晚间，经警方特批，新华社、人民网等数家官方媒体记者观看了爆炸现场的录像。新华社记者于当日深夜发稿，称确认嫌犯为赵登用。5月12日，巧家县政府再次发布公告，称经过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走访，确认赵登用与案发现场的人和事没有利害关系，经过对其活动轨迹的调查，信息资料、本人文字资料的调取，反映出其性格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

　　然而，由于嫌犯赵登用的作案动机和炸药来源依然成谜，“报复社会”解释所依据的理由过于牵强，尽管有录像等证据资料，但只对官方媒体有限公开，反而增加了其他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当时爆炸核心区域的所有伤员都对赵登用没有印象，只有远处的李德芳记得他曾在现场出没，拆迁户们认为这种切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赵登用家属说警方是“找人顶包”、隐瞒真相，未能看到录像的记者们也不免猜测：录像中到底记录了什么。李德芳后来的处境，最能说明这种隔阂，“我们村有人发短信给我，说我帮政府打掩护，为拆迁问题转移视线。还让我小心点儿。”李德芳如是告诉财新记者。

　　直到5月14日傍晚，经云南省公安厅特批，巧家县警方将录像内容向所有媒体公开，并对相关质疑进行回应，普遍性的猜疑才逐步消散。舆论对当地拆迁问题的关注，却并未因此转移。

　　5月14日的通报会上，巧家县公安局长以自己的前程作保，断言赵登用就是真凶，更成为舆论热点。5月16日，爆炸后第六天，巧家县县委副书记王刚对财新记者表示，这不怪媒体和百姓，“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就算是我们，第一反应也是和拆迁有关。”

征地矛盾

　　如果说媒体最初对于警方的质疑，主要由于录像的未能及时公开，那么当地百姓的质疑，则有其根源。在很多当地人看来，巧家县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矛盾早已深重。

　　此前，从安置补偿争议到激烈的冲突，转变大约从2011年开始。几起激烈的冲突给当地蒙上阴影。

　　以白鹤滩镇迤博村的征地拆迁为例，这是巧家县城区周边一个面积3平方公里多的村子，因被纳入新的城区规划，村里多个小组的宅基地跟耕地将被征收，由此引发很多矛盾。

　　本次爆炸死者之一冉祎，就曾在一次征地过程中，跑向挖掘机，试图钻到下面阻止挖掘，后来很快被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拉开。

　　2011年9月23日，迤博村村民郑永江因泼洒汽油抵制拆迁，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虽然事发当日，他身上并未携带打火机；当年10月10日，他又因相同事由，被以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被羁押近七个月后释放。

　　2012年5月4日，迤博村村民杨玉强因被指危害公共安全被行政拘留——因他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的摩托车。

　　利用公安和司法权力来协助拆迁，让一些村民感到分外恐惧。巧家县委办公室于2011年6月3日发布通知， 如全国很多地方的做法一样，这份“关于成立巧家县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工作领导组的通知”显示，县法院院长刘世荣、县检察院检察长吴林、县公安局副局长杜如伦，以及政法委副书记廖正坤，全部位列领导组副组长。

　　在巧家县下辖的另一个镇，2012年4月18日，老店镇村民丁发朝因修建违章建筑被带去镇政府，后带伤而归，半小时后不治去世。该镇党委书记陈德顺因此被停职。这也为巧家县民众增加了对政府的恐惧和不满。

　　迤博村村民对于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补偿标准过低和划地安置政策的改变这两点。

　　根据2009年11月出台的《巧家县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试行）》（巧政发〔2009〕79号），拆迁户可以按照原有占地面积1∶1划拨国有土地。而根据2010年4月12日出台的《巧家县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办法》（巧政发〔2011〕28号），征收房屋占地面积在60-10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划拨国有土地；100-120、120-150和150平方米以上的，分别划拨100、120和150平方米。其余的部分，按照耕地价格进行货币补偿。这种“就低不就高”的划地安置政策，引发轩然大波。尤其是，此前有19户村民按照前一政策得到补偿，后来的村民对新的补偿政策更加不满。

　　对此，巧家县国土局的解释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方案只有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两种，没有划地安置。巧家县政府考虑到农民更愿意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才提供了划地安置这一优惠方案。之所以从79号文件变成了28号文件，是因为相关的法律依据已经改变，主要是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取代了原来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县国土局副局长陈泽荣解释说，以此次白鹤滩镇迤博村的征地拆迁项目为例，根据巧家县的城区整体规划，新方案下划地安置的面积，从91亩扩大到了143亩，只是因为绿化用地和文化设施面积的扩大，导致了农户自建房面积的减少。按照县国土局的解释，尽管面积减少，但村民可以选择自行修建高楼，增加建筑面积，或者选择产权置换，巧家县提供了远超过国家标准的优惠。

　　但在村民们看来，这样的优惠方案只是“看上去很美”。“根据政府现在的补偿标准，我们根本建不起高楼啊！”村民宋朝文如是说。

　　按巧家县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耕地和超过划地安置面积的宅基地按每亩6.5万元补偿，种植了树木的园地按照8.5万元补偿。一处300多平方米的房子，扣除划地安置的土地外，能拿到的补偿只有三十几万元。农民们往往不止一个孩子，分家之后的小家庭最多分得75平方米、十几万元，很难自行修建高楼。

　　在失地农民的安置上，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政府的方案是，每个承包人口按建筑成本价安置10平方米商业门面房，以出租门面房为生。但对宋朝文来说，到手的补偿费连建房子都困难，就更买不起这些门面房了。

　　而巧家县政府则解释说，这已经远超过云南省国土厅的综合补偿标准，在全昭通市来看，也是最高的。

山城命运

　　显然，政府认为其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标准，都高于现行法律法规和云南省的标准，还增加了村民们倾向的就地安置，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但村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计出发，则认为该方案不足以解决其问题，且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也不公平。两种差异间的冲突，在加速的城镇化背景下激化。

　　2011年9月，根据云南省“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工作会议，以及昭通市全市城镇化建设推进会议要求，到2015年底，巧家县的城市面积要达到8平方公里，新增城市“容载量”20万人，城镇化率要从15.4%提高到35%，县城居住人口增加50%。巧家县提出“五年再建一个新县城”，大拆大建实已不可避免。

　　白鹤滩水电站的修建，对于原本就多山缺地的巧家县而言，更是一个冲击。届时，巧家县涉及的移民超过6万人，土地2万余亩，其补偿和安置问题，也将更加复杂。据公开资料，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四个水电梯级开发的第二级，选址位于巧家县与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间，预计投资四五百亿元。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复白鹤滩水电站开展前期筹建工作，当年12月，云南、四川两省正式下发“封库令”，2011年初移民调查工作即启动。白鹤滩水电站建成之后，年平均发电量将达到602.4亿千瓦时，但对巧家县而言，代价是大片农田，以及现有城区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将被淹没。如此，城市扩容的可选择范围更加狭窄，拆迁户的安置也更加困难。

　　谈到将被淹没的大面积农田，一位不愿具名的巧家官员表示心疼，“这些都是巧家最好的粮田啊！三季稻，基本全年都可耕种。”这位在金沙江边长大的当地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巧家“十年九旱”，因为城在山上，虽然守着金沙江，却用不到水。现在金沙江畔的大片农田，原本都是荒地，经过了十余年的土地综合治理，才有了现在的成果，不久就要被江水淹没，“有些时候，我们也挺不理解”。

　　“这是一场无法选择的‘指腹为婚’，巧家不能不嫁。不过，确实也要支持国家的能源战略。”谈及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巧家县委副书记王刚曾有如是比喻。巧家“出嫁”的婆家，则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即将进行的白鹤滩移民安置工作中，无论实物测量还是安置补偿方案的设置，唱主角的也是三峡公司，巧家县政府只是提供必要帮助和配合。

　　巧家县也把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作为一个机遇，期待高峡出平湖，可以发展旅游。为此县城布局也开始重新规划和建设，几乎要再建新城，县城规划区和移民区十余万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但是，前路风险莫测。早在2011年3月25日至29日，因对安置政策不满，同属昭通市的绥江县逾2000位移民在县城多地设置路障，导致县城对外交通、工程建设中断长达五日之久。其间发生冲突，并有多名移民和官员受伤。该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是金沙江上另一巨型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