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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熟悉又陌生:屠呦呦是个怎样的人

2017年01月10日 16:0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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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你意外的屠呦呦
1949年,高中女生屠呦呦

  撰文 | 李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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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完86岁生日的屠呦呦,又“躺着中奖”了——

  1月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给她授奖——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这是继2011年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奶奶荣获的又一个大奖,也是我国级别最高的科技奖项。

  虽然屠奶奶蜚声中外,但由于这些年她深居简出、“神龙见首不见尾”,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屠呦呦还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关于屠呦呦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真正见过她本人的没几个。我身边的的不少记者朋友虽然也动过不少脑筋、妄图“一睹真容”,但都未能如愿。

  好吧,只能通过她同事的讲述,“道听途说”屠呦呦了。

  ►1952年佩戴”北京大学“校徽的大学生屠呦呦

  一、媒体采访基本拒绝

  屠奶奶这次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又“创造了历史”——自2000年至今,在27位荣获此奖的科学家中,她可能是第一位“婉拒”媒体采访的。

  顺便“剧透”一下:每年的国家科技奖正式颁奖之前,负责国家科技奖评审具体事宜的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都会提前几天组织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10多家央媒的记者,对最高科技奖得主进行集体采访。

  这次也不例外。1月4日上午,国家科技奖励办组织10多位央媒记者,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屠呦呦参评的推荐单位)一楼的贵宾会议室,准备集体采访屠呦呦。

  结果很悲催——携带长枪短炮、录音笔、笔记本,以及精心准备的采访提纲,满怀期待、乘兴而去的记者同志们,又被屠呦呦“放鸽子”了。

  国家科技奖励办负责人对满脸失望的记者们说:实在抱歉,屠呦呦先生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到场,由她的几位同事接受大家采访。

  所谓“身体欠佳”,你懂的。就在差不多一周前的2016年12月25日,北大校友、中国科学名誉主席韩启德和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一行,还到屠奶奶家给她提前庆生(她生于1930年12月30日)。从北大网站上刊发的几张照片看,老太太虽然说不上“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但也是行动自如、气色不错,又签名又合影,身体“杠杠滴”。

  好吧。这不是屠呦呦第一次“婉拒”媒体采访。

  2011年她荣获的美国拉斯克奖,是该奖设立65年来首次授予中国科学家。要知道,拉斯克奖素有“诺奖风向标”之称,获得该奖的多位科学家,后来成为诺奖得主。所以,屠奶奶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内一方面喜大普奔,一方面也是争议四起,特别是一些参加过“523”项目(即前后历时二三十年的“抗疟新药研发”项目)的人,更是愤愤不平:发现青蒿素是一项集体成果,数十家科研单位、近千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为什么拉斯克奖只颁屠呦呦一个人?!

  面对波涛汹涌的质疑,换了别人肯定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解疑释惑”、“澄清是非”。但屠奶奶出奇地淡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更惨的是2015年10月5日晚。那天傍晚得知屠奶奶获诺奖后,各路记者蜂拥而至(有的还是从外地“打飞的”赶到北京的),在她家门口苦苦守候,结果老太太硬是一个没见。

  看到这里,你知道了吧——“无冕之王”风光表面的背后,是多么苦逼……

  而我们的屠奶奶,就是这么特立独行、“不近人情”。

  ►屠呦呦领取拉斯克奖

  ►屠呦呦的拉斯克奖杯及证书

  ►屠呦呦(前排中)与2011年拉斯克奖评委和获奖人员合影

  二、“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

  被“放鸽子的”,不止是媒体记者。

  2015年12月初,在诺奖颁发的前几天,屠呦呦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奖颁奖典礼。根据事先的约定,副部级的某管理局局长,专程赶到第三航站楼为屠呦呦送行。结果,局长一行在贵宾室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老太太的身影……

  原来,屠奶奶已经悄悄办完登记手续,溜之大吉!

  哈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写到这里,我心里平衡了许多。

  还有。

  2016年1月4日,为奖励我国著名科学家的杰出成就,经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提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有关部门在北京钓鱼台搞了个“永久性小行星命名”活动。小行星是各类天体中唯一可以根据发现者意愿进行提名并得到国际命名的天体,其命名是世界公认的记载褒奖杰出人士的一种方式——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苍穹中的一颗小行星,那也是“天大”的荣光啊。

  获得此次“永久性小行星命名”的,共有5位科学家,除了屠奶奶,其余四位都是历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吴良镛、郑哲敏、张存浩,年龄与屠奶奶不相上下。结果,其他四位科学家都去了,唯独屠呦呦“身体不适”,请假。

  “诺奖以来和屠老师接触一年多,感觉她比较低调。”中国中医科学院(即原来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1955年参加工作时叫“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张伯礼院士透露说:“她多次跟我讲:就到这儿吧,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咱们加紧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吧。”

  ►1979年9月,抗虐新药-青蒿素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1982年10月,屠呦呦参加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并领取发明证书及奖状

  三、“她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

  听了张伯礼的话,我有些纳闷:治疗疟疾的青蒿素不是都已经推广应用了吗?还研究什么呢?

  屠呦呦的老同事、曾任中医研究院中药所所长的姜廷良研究员解释说:当初用青蒿素治疗疟疾,其实并不知道其中的治病机理,这个机理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而青蒿素作为结构非常特殊的一个化合物,毒副作用很小,很可能可以治疗其它疾病——用术语说就是“老药新用”。

  据介绍,近些年屠呦呦一直在关注青蒿素“老药新用”的问题,通过研究寻找可能的适应症。令人欣喜的是,青蒿素治疗红斑性狼疮药物的动物试验疗效不错,目前已经获得临床批件,下一步将开展临床试验——如能获得成功,应该也是可喜可贺的重大成果。

  杨岚研究员是1995年加入屠呦呦团队的,她告诉记者:我觉得屠老师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怎么把它继续做下去、让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除了工作,难道屠奶奶就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为了找到答案,采访中间我悄悄把杨岚请出会议室,在走廊里向她单独请教。

  听了我的提问,杨岚笑了:工作就是她的爱好,或者说她的工作跟生活是一体的。至于她有什么业余爱好,我还真不知道。

  “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屠老师工作中一些有趣的故事?”我还不死心。

  杨岚又笑了:“我觉得廖福龙(屠呦呦的同事,1965进入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工作)老师说过一句话很贴切:屠老师是个特别没有故事的人。”

  我依旧不死心:“您能不能说说屠老师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这个我就不谈了吧。”杨岚这次没有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千万别把搞成什么什么的。”

  这句话,虽然让当了20多年记者的我多少有些尴尬,却深深地刻在脑子里了。

  ►青蒿

  ►青蒿素标本,青蒿素,青蒿素制品

  四、发现青蒿素的三件小事

  从1969见1月被任命为抗疟中草药研究小组组长,到1992年青蒿素类新药——双氢青蒿素片获得《新药证书》并转让投产,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以及相关合作机构,前后摸索了20多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她同事讲的三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安置两个女儿。

  廖福龙研究员介绍说,屠呦呦接受任务时,她的丈夫李廷钊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两个孩子无人照看。她就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她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工作。

  “因为见面的机会很少,当年女儿都跟她生疏了。” 廖福龙说,屠呦呦的责任感很强,她认为既然国家把任务交给她,就要努力工作,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是个人利益让步。”

  第二件事,“土法上马”。

  1971年10月屠呦呦课题组获得了高效的青蒿素乙醚提取物后,紧接着进行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要用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姜廷良研究员回忆说,当时找不到能配合的药厂,课题组只好“土法上马”:用7口大水缸作为提取容器,里面装满乙醚,把青蒿浸泡在里面提取试验样品。

  “乙醚是有害的化学品,当时实验室和走道里都弥漫着刺鼻的乙醚味道。”姜廷良说,那个年代设备设施简陋,又没有排风系统,更没有防护用品,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状。

  说到这里,张伯礼插话说:如今回想起来,感觉对不住这些科研人员——搞科研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确保科研人员的安全。

  第三件事:以身试药。

  据介绍,用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前试验中,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里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到底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搞毒理、药理实验的同事坚持:只有进行后续动物试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临床。

  疟疾发作是有季节性的,一般在蚊虫肆虐的夏秋。为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并郑重表态:“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验的“小白鼠”。经过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之后,屠呦呦带上样品赶赴海南昌江疟疾高发区,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在病人身上试验,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效果令人满意,为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1955年,屠呦呦开始进入卫生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实验室工作

  ►1985年2月,屠呦呦在进行实验

  五、“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推荐我干啥!”

  许多人不知道,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前,就得过一个在中医药界有影响的奖项——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该奖项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与美国唐仲英基金会合作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获奖者大多是中医药界的泰斗级人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曾于2003—2011年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他介绍说: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她听说后直接打电话给我:“我这么大岁数了推荐给我干嘛!把机会给年轻人吧!”

  “拉斯克奖和诺奖都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廖福龙说,“对于名利屠老师真的是非常淡泊,只要自己的研究得到认可,她就很满足。对于国际奖项,她更看重的是‘为国争光’。”

  关于拉斯克奖,屠呦呦在致辞中说: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对于诺奖,她在颁奖典礼上说: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当我在台下听到这句话时,特别感动!”陪同屠呦呦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张伯礼回忆说,“虽然青蒿素是特殊时期团队协作的结果,但屠呦呦的贡献是非常关键的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强调集体,忽视了对科学家首创贡献的认可。”

  ►刻有屠呦呦名字(右图底部)的诺贝尔奖章

  ►屠呦呦的诺贝尔奖证书

  ►屠呦呦领取诺贝尔奖

  ►屠呦呦现场发表诺贝尔演讲

  六、300多万元奖金,是这样花的

  采访临近结束时,一个记者问的问题让大家“精神一振”:屠老师得的诺奖奖金,是怎么使用的?

  屠呦呦得到的诺奖奖金为46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300多万元。

  “其中200万元分别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了屠呦呦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张伯礼回答说,其余的钱,主要支付她和家人到瑞典领奖的相关费用等。

  这,就是屠呦呦。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张进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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