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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司法观察|③ 国家赔偿待进一步公开

2017年02月28日 18:5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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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2016年国家赔偿数据的省级法院数量比前两年有所减少,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应做到充分说理、公开透明
近年来,冤案平反后的国家赔偿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财新网】(记者 单玉晓)近年来,冤案平反后的国家赔偿问题引起社会关注。2017年省级人大会议不久前悉数落幕,31个省份高级法院陆续交出2016年审判“成绩单”。财新记者统计,广西、山东、湖南等17省份公布2016年审结国家赔偿案件数量,山东、黑龙江、浙江等11省份披露2016年法院决定赔偿的金额,公布数据的法院2016年审结的国家赔偿案件普遍增多。但与前两年相比,2016年公开国家赔偿数据的省级法院数量略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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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省级法院工作报告;“—”表示未披露相关信息或未对外公布报告;“()”内为决定赔偿案件数)

  上表显示,2014年、2015年均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公布了审结的国家赔偿案件数量,2016年略有减少;数额方面,2014年12个省公布赔偿数额、2015年有16个省份公布决定赔偿的数额,2016年最少,只有11省;山东、浙江、福建、山西、河北五省法院连续三年公布审结国家赔偿案件数量及赔偿金。

  国家赔偿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向财新记者表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地方法院披露国家赔偿数据,表明是努力在落实中央提出的保障人权的精神。

  “各省法院工作报告中,公布审结的国家赔偿案件数量和国家赔偿费用的信息在近三年出现减少趋势,原先公布的部分地方法院不再公布,具体原因无法揣测,但毫无疑问,这不符合加强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的中央精神。”沈岿说。

  如何理解“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沈岿解释,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的数量并不等于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数量。根据《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或复议机关关于国家赔偿请求的决定或不作为不满,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的,以及行政赔偿请求人直接就行政机关赔偿问题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都属于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的情形。

  近年来,随着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念斌案、陈满案、许金龙等人冤案的平反,浙江高院、内蒙古高院、河北高院、福建高院、海南高院相继以赔偿义务机关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沈岿分析,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出镜率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职权配置因素。刑事领域的冤假错案在公安、检察院的侦查、起诉阶段也可能存在违法行使权力造成侵害的问题,但只要是经过定罪量刑的,法院就是赔偿义务机关。其次,公众多关注重大冤错案件,而此类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法院判决的。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3条、第23条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念斌案、福建许金龙案国家赔偿过程中都存在附条件“协商”现象。有学者曾透露,不少冤案都存在明赔之外再暗补百万余元的现象,条件是当事人不得提出追责。此种“暗补”方式的正当性遭到舆论质疑。

  在沈岿看来,原则上,协商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然而现阶段,《国家赔偿法》确定应当予以赔偿的项目以及相应的标准,确实不符合完全救济原则,至少相比发生在民事领域的侵权损害赔偿,国家赔偿的法定标准和数额还是偏低。这就给法外协商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但“法外协商”不应该是秘密的、也不应该以赔偿请求人答应某些非法或者不正当的要求为条件。

  首先,国家赔偿是用纳税人交给国家的钱去支付的,纳税人有权了解国家赔偿费用究竟是如何花的。其次,国家赔偿决定、具体数额等的公开,并不会影响正当、合理的“法外协商”。只要这种协商结果是有理由的、相关考虑是恰当的,作为纳税人的公众自然可以理解和接受。第三,正当的、合理的“法外协商”可以构成填补立法不足的先例,以后发生类似情形的,也可以得到类似的“法外”赔偿,这才符合平等原则。国家赔偿的公开还可以追究真正应当负责的公职人员的责任,减少以蒙冤者或其家属不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或不再追究造成冤假错案的真正原因等为条件的协商,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

  2012年修改的《国家赔偿法》明确引入精神损害赔偿,但该法及最高法院后续出台的司法解释未对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仅提出一些考量因素和原则上的比例。实践中,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不统一、法定赔偿原则过于僵化等问题多次冤案当事人的不满,有学者呼吁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并明确标准。

  在沈岿看来,精神损害赔偿写入《国家赔偿法》是一大进步,但精神损害主观性较强,强求统一的标准不太现实。而且,精神损害赔偿入法未久,若统一适用较高标准的精神损害,恐怕也会引起作为纳税人的普通民众的争议。

  沈岿认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给予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是否过低,当事人是否提出了过分、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都应该通过充分说理和充分公开来加以判断。

  “精神损害虽然是主观的,但还是可以通过考察客观情形,对精神损害严重程度作出判断。说理充分的请求书或决定书,经过公开,就可以让公众了解什么是合理的、正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也可以在以后类似情形中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便没有统一标准,也可以尽量做到平等对待。”沈岿说。

责任编辑:王逸吟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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