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为电力处处长、电力司副司长
20余年来,“文革”居然成为一个敏感词汇,似乎一提“文革”便有“丑化和歪曲党的历史”之嫌。绥靖“文革”已经没有余地。我们约请数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法学家,反思“文革”,畅言改革。
随着信访洪峰和维稳压力的增大,被上访者们视为救助渠道之一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地方截访者要求协助诱捕上访者,即是一个侧面的例证
这种罔顾事实、根本不触及实质矛盾的强力维稳机制,到底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完善司法制度,维护司法独立,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唯有公正的司法,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主要途径,才是治疗中国信访顽疾的良药
时间已经过去六年了,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街市依旧太平,而通往国家信访局接待处的胡同口,上访者和截访者的身影依然熙熙攘攘
民企老板、河南省南阳市政协委员杨金德,带着40多名员工,分乘7辆车,到北京去上访。上访归来后,他被当成“黑老大”判刑
个体常常攻击对其造成直接挫折的对象,或他力所能及的对象。于是,医生徐文就成为“替罪羊”
解决医患冲突,出路在于打碎医疗行业的行政枷锁,还医学以科学的本来面目,结束医疗资源由公立医院垄断的配置模式,让医疗服务的提供和消费重新回归市场
律师界的修改建言中,严禁“变相刑讯逼供”的呼声十分强烈。非法取证不仅仅表现为殴打等刑讯逼供行为,更多的是对嫌疑人或证人以威胁、引诱、欺骗、陷入饥渴、不让睡觉等“变相的刑讯逼供”
此前被抨击“打包”发放的爱心帮扶资金余款,将不与其他赔偿和救助资金捆绑,灾民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单独领取
医生要做的,不仅仅是治疗病人的身体,还要倾听他的痛苦。这些在欧美常见的做法,在中国仍然遥不可及
如果在医患关系中,双方能多点信任,多一份沟通和理解,医患关系也会缓和许多
医患冲突折射了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基本矛盾,其核心是医疗资源供给短缺,重要约束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
医患关系紧张是现代社会中信任缺乏的必然结果。在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未得以根本改进的前提下,期望医患纠纷能够减少,这多少是种奢望。
涉及“秘密拘捕”、“秘密侦查”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的诸多条款被指“恶法”条款。
老百姓关注官员自杀,与其说是在评判那个死去的官员,不如说是在判断那些活着的官员
官员非正常死亡调查,最终考验的是官方的公信力,见证的是民间和官方彼此的距离。每个官员非正常死亡的背后必有奇案。这些奇案能否公之于众,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机缘
同类的几起官员“自杀”案件中,官方的处理方式是“快、狠、准”。“自杀”的判定,意味着快刀斩乱麻,迅速终结当地政府的巨大压力,重新洗牌当地的政局。
本来就很难“自证清白”,在尸检结束后,还拒绝把尸检报告提供给家属。就是警方的这种“不能给家属看”的思维惯性,延续了权力的神秘性,也使得尸检结论进一步受到质疑。因为警方是尸检报告的持有者,他们据此决定立案并侦查或者不予立案
对于打骂、伤害医生的行为,绝不能同情、支持乃至鼓励,必须依法惩处,不可姑息。否则,医生将战战兢兢、动辄得咎、唯求自保;最终的受害者,必然是患者
采访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我不用想着去调查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因为这实在是个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事儿
借调市委宣传部七八年一直不能转为公务员的陆华君,对自己也有诸多期望,但官场生态最终令他失望了
只要未达到侵犯他人权益的法定标准,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就应该享有一定的“豁免权”,不论该公民的身份如何,影响多大,均应一视同仁
微博言论自由应不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人在实现个人自由包括微博言论自由的时候,都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这应该是微博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