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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二孩少于预期 养孩贵无精力是主因

2017年01月26日 14:2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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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落地首年,新增出生人口131万,专家称低于预期;二孩成“奢侈品”,不少家庭称“养不起”,一些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也有所降低,这同时也反映了少子化带来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改变
近日,统计局数据披露,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图自视觉中国

  【财新网】(记者 盛梦露)国务院1月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称,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即有改变趋于老化的国民年龄结构之意,但中国的妈妈们却不愿意再多生了。

  近日,统计局数据披露,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国家卫计委称,这是新千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但一些专家认为,政策效应是低于预期的;目前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二孩成“奢侈品”,这反映的是少子化带来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改变。

  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依据抽样调查的规律,2016年及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中两孩及以上比重为45%左右,即约803万人。

  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称,这个数字并不代表“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效果,其中包含政策实施前即有条件并计划生育的家庭。他估计,其中约三分之一,即约200万新生儿,是由于多年来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

  而这比黄文政一年前的预估低了近100万。一年前,“全面二孩”政策甫落地之际,包括黄文政在内的多位专家向财新表示,“全面二孩”新政能在近几年内带来每年新增300至500万的新生儿。

  同样的高估也发生在“单独二孩”政策的预测上。2013年底,“单独二孩”放开前,官方和学者都曾担心会出现短时间人口剧增问题。但现实是,“单独二孩”政策放开,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上一年增加了47万,远低于之前官方预测“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

  “无论结果如何,卫计委总说二孩政策效果‘符合预期’”,黄文政说。

  宜昌警示:半数妇女不想要二孩

  但在中国中部湖北省的一个较发达城市宜昌,极低的生育率已引起政府的担忧。

  2016年9月,宜昌地区,一封鼓励党员干部带头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发布。中共宜昌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等一连串市政府机关赫然在列。但迫于舆论压力,仅过四天,该公开信便被撤下。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宜昌市育龄妇女人均已有子女不足1人。消除了女性推迟生育年龄带来的误差后,2014年宜昌市总和生育率为0.9133。通俗地讲,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指该地区平均一个女性一辈子生育多少孩子。

  2015年,宜昌市政府曾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调研,上述结果正出自该调研的调查报告。课题组从处于15-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 40万个样本,约占当地该年龄女性总人口的30%。

  上述调研还对1000 个样本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宜昌市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妇女占50.16%。

  养儿“贵”“烦”是首因

  杨文庄介绍说,根据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也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

  而在上述宜昌地区的调研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育龄妇女要二孩概率较高——经济条件处于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下等的家庭育龄妇女要二孩的比例依次约为41%、39%、34%、34%和17%。

  有52.8%的育龄妇女表示不要二孩,是因为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有22.8%的育龄妇女是由于未来孩子的婚嫁成本太高,第三大原因是没有精力带孩子,占21.8%。

  45岁的宜昌市公务员老周观察发现,养育孩子已不像以前那么粗放。现在孩子很稀有,养得精细,因而成本也很高。“基本上夫妻就是一个人上班了,以前产妇生产后两个月就回去上班,现在要把孩子养到两三岁。养孩子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老周说。

  黄文政认为,“养不起”只是表面原因,深究起来,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少子化带来养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改变。

  “把生一个孩子当做是正常的,二孩是奢侈化,养育十分精细,家长把精力、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黄文政说,“现在老人会劝犹豫的年轻人不要生二孩,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农村生育意愿走低

  宜昌调研还揭示出一个转变——农村地区生育率走低,甚至低于城市地区。上述调研显示,2015年宜昌城市地区总和生育率为0.9213,高于农村地区的0.8834。

  原因是什么?上述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石智雷表示,在宜昌,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比重非常高。随着人口流动,农村的生育意愿已向城市看齐,而生育成本高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市人口的经济实力更强,因此,经济情况稍好的地区反而会生育率较高。

  黄文政表示,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城市化进程下,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其次,黄文政称,受城市化影响,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村关闭了大量学校。儿童上学向乡镇甚至县城集中,大幅增加了上学成本。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

  经过多年调研,石智雷认为,宜昌市可以作为中国低生育率地区的代表。他总结,低生育率地区有着共性的规律:越是开放和高流动性的地区,生育率越低。一个地区融入现代化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中,是影响地区生育率的核心因素。从这个角度去推演,可以想像低生育率的蔓延趋势。

  下一步,人口学者们建议尽快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并转为鼓励生育。  

责任编辑:任波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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